毛主席和徐特立晒太阳，衣衫褴褴，坐姿随意，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俩是看门的老大爷。 院子里一条木凳，两位老人挨着坐，棉袄褪色，裤脚起褶，脚边一个搪瓷缸靠在墙根，阳光照在脸上，都眯着眼。 谁路过，顶多心里一笑：看门大爷在晒太阳。 只有知道底细的人才明白，一个是一生领着中国闯关的毛主席，一个是从一九一三年起就跟他纠缠半个世纪的老师徐特立。 时间往回拨。 一九一三年春，二十岁的毛泽东考进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翌年学校并入湖南第一师范，他被编入第八班，从预科到本科读了五年多。 徐特立在一师讲教育学、教授法和修身，在长沙师范和一师之间来回十多里，多半靠走，风雨也不歇。 课堂上，他盯着学生的，是那句“不动笔墨不读书”，要求少而精，必须圈点、批注、摘抄。 毛泽东把这一套学得很实，听课有本，自学有本，摘录、随感、日记也有本，一部并不厚的《伦理学原理》被他写下一万三千多字评语，一套《韩昌黎全集》几乎页页都有朱墨痕迹。 一九二九年，何键派人到韶山抄家，族人提前得知，把大部分书和笔记一把火烧了，一位塾师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本子。那本上记着一九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的修身、国文听课笔记，薄薄几页，把当年课堂上的往来凝固下来。 书读得多，话也越聊越深。 一九一五年九月，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的名字发《征友启事》，一九一八年在岳麓山脚下拉起新民学会，喊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想给这个国家找条路。 徐特立一边在一师上课，一边办健学会，跟青年讲科学、讲工农、讲要靠大众血肉之躯护卫疆土。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他登上“波多斯”号货轮去法国勤工俭学，师生俩从此隔着半个地球。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两个人在长沙望麓园又坐到了一起。 徐特立从法国回来，讲那边的学校和制度；毛泽东从广州、武汉考察完农民运动回来，讲大革命的性质和目标，讲中国农民的力量，劝老师走出书斋，到工人和农民中去看一看。 一九二七年春，徐特立去了长沙县五美乡待了一周，看到“一切权力归农会”，看到乡村秩序翻了个样，多年坚持的“教育救国论”在心里悄悄挪了位置。 同一年，四月十二日上海血案，形势骤冷。 五十岁的徐特立，在李维汉介绍、彭公达批准下，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后来用“真正获得新生”来形容这一刻，没有入党仪式，没有入党表，也没有候补期。 八一南昌起义中，他进入革命委员会和党务整顿委员会，队伍南下时在第二十军第三师当政治部主任，一九二八年五月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三零年十二月三十日，他赶到中央苏区宁都小布，毛泽东和朱德前去迎接，毛泽东叫他“徐老”，朱德笑着说他是看穿封建、看破资本主义“西洋镜”的“老怪物”。 这个“老怪物”很快把精力压在苏区教育和扫盲上，想出“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伙夫教伙夫，马夫教马夫，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这句顺口溜。 毛泽东很在意识字运动，多次和他讨论“怎样教文盲写字，模范字怎么写”，反复琢磨字帖。 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他和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一起，被编入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从瑞金出发，那时他已经五十七岁。 到了延安，物质紧张，气象却不再压抑。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农历十二月十九，各界在延安给他办六十寿，毛泽东提前一天写信，说他是二十年前的先生，现在还是，将来也还是，称赞他“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假和平真独裁”，解放战争爆发，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延安大礼堂里又为他办七十寿，朱德主持，毛泽东等到场，党中央在贺信里说他代表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对民族和人民事业无限忠诚，毛泽东写下“坚强的老战士”四个字。 在很多人口中，他是“毛主席的老师”，他自己听了总要摆手。 照他的说法，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确实听过他的课，只能算“一日之师”，真正让他看清中国革命前途的，是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次阅读好像让他在政治上又长了一回眼睛，从此长期向毛泽东学习，在他心里，毛泽东才配得上“终身之师”这四个字。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周世钊请毛主席给母校题词，那句“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挂在校园里，他又提笔给学校回信，只拎出“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这两句，说这是毛主席多年的作风，希望学校把它当成校风。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位从善化小学走到莫斯科，从长沙街头走到长征雪山，从苏区学校走到延安窑洞的老人安静离世。 再看那张晒太阳的照片，衣裳旧，坐姿随意，人群里一眼看过去确实像看门大爷，可只要把这些年稍微在心里过一遍，就能读出另一层意思：两个人宁肯穿得朴素、坐得随便，也不肯把自己抬得高高在上，真正放不下的，是学生，是工农，是那条从课堂一直延伸到民族解放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