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张之洞和妻子石氏吵架，一脚把妻子踹死。当知府的岳父要他偿命。可张之洞的一句话，竟让岳父原谅了他。 同治二年春，二十六岁的张之洞刚在殿试里写出一篇才华横溢的策论，被慈禧太后钦点为探花，转眼又领到河南学政的任命。少年得志，前途似锦，本该是一段春风得意的人生起点。 与这份荣耀一同摆在他面前的，还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要不要带妻儿赴任。石氏出身官宦，既是贵州知府千金，又是少年张之洞的青梅之妻，当初成婚时琴瑟和鸣，如今丈夫飞黄腾达，她自然希望携子同行，一家在异地重新安顿。 可张之洞给出的回答，却像一瓢冷水︰河南路远地生，初到任所要置办一切，又要以清廉形象服众，实在不宜在身边再添家务牵绊。话说得冠冕堂皇，其中或许有几分真意，但在被长期分居与生活重压折磨的石氏耳中，只剩一个意思︰你嫌弃我和孩子。 这场争执并非凭空而来。早在他十五岁中举之后，张父就认定儿子必成大器，花重金供读，又急切替他攀上石家这门亲。婚后甜蜜一阵，张父很快发现儿子沉湎温柔乡、苦读不够，索性一纸命令把人赶去京城备考，起初干脆不准带家眷。 多年奔波与异地分离，早已耗尽了夫妻间的耐心。等到张父妥协，让妻儿进京团聚，现实又给了他们沉重一击︰京城物价高，张之洞不过穷书生，一家饮食起居样样要精打细算。那个从小在闺阁学琴棋书画的石氏，只能扛起做饭带娃的重担，大女儿啼哭，小儿子嗷嗷待哺，日子紧巴，争吵成了家常便饭。 就在这根弦绷到极致的时刻，河南学政的任命下来，关于“去与留”的争执，成了压倒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天的对话并不复杂︰石氏质问他是不是要独自享清福，张之洞在一片恭维声中惯了面子，哪里受过这样的指责，怒火上涌，一脚踹向妻子。 等他意识到不对，把人从桌底拖出来时，石氏已口鼻出血，抢救无效。一脚踢死妻子，这在律例上无疑是要偿命的重罪，更何况死者之父石煦，是性情刚直的知府，有意把他“送官论罪”。 此后的一切，既暴露了张之洞惊人的冷静算计，也揭开了晚清官场处理家务命案的真实逻辑。 他先求助于父亲张锳，把经过尽量描述成“失手”，请对方出面探石家的态度。张父赴石府时，面对的是悲痛欲绝、誓要讨回公道的两位老人。石煦坚持按律治罪，“杀人者偿命”，坚决不许借权势遮掩。 当场僵局难解，张之洞只得亲自出马。他没有急着辩解，而是带着一儿一女跪在岳父家门口，任由岳母拳脚相加，任由岳父怒斥，只反复叩头，抱着两个吓得大哭的孩子喊︰“我罪该万死，要罚要杀全都认，只求留个爹给他们。” 在“理当偿命”的天平另一端，是刚刚失去母亲、随时可能再失去父亲的两个外孙。 从纯粹的法律角度看，石煦完全可以把女婿送进刑堂；但从一个外祖父的角度，他又不得不权衡︰女儿已经不在，若再让孩子沦为罪犯遗孤，一生蒙羞，何尝不是对石家血脉的再度惩罚。 更何况，这个女婿已是探花出身、翰林在籍，又得慈禧赏识，若放他一条生路，将来仕途顺利，至少能给外孙另一种保障。 于是，愤怒在亲情与现实的夹击下败退，这桩命案在家族内部被按下去。条件只有一个︰张之洞必须发誓，终身不许亏待这对儿女。 从结果看，他确实遵守了表面承诺︰没有再娶入正室，抚养子女长大成人，自己则一路由河南、湖北学政做起，先后出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创办学堂、洋务工厂、汉阳铁厂、卢汉铁路，成为晚清自强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但石氏的死亡，始终像一根刺扎在他的人生里。 在政务上，他对属官苛刻到近乎冷酷，习惯彻夜批阅奏折，对自己也用力极狠；在家信与家训中，却反复叮咛“戒怒”“修身为本”。 到了晚年，他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鼓吹传统道德与西学技术并重，看上去是关乎国家的理论，背后隐约透着一个杀妻者对“修身”的反复自问。 1909年，这位封疆大吏在武昌病逝。整理遗稿的人发现，自1863年那场命案之后，他再未正式纳娶，书信中不再提起亡妻，只在某本书的封底留下三个小字︰“悔字难书”。 一个人可以凭才干和政绩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却未必能在命运的账本上抹平私人生活的血痕。张之洞的一生，正是晚清官场的一个缩影︰公与私之间，有时隔着的，不只是家门的一脚，更是一条再也回不去的生死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