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通房丫鬟，其实就是主子行房时候的工具，一整晚都得守在床边，主子需要时，得赶紧递汗巾，点安神香，手脚麻溜地帮忙宽衣解带。她们甚至连“人”都算不上，只是封建大宅门里一个会呼吸的家具，一件随时可供取用、也随时可被丢弃的活工具。 通房丫鬟，说它是仆，也不是，说是妾，更不是，确切点说，是一件“可呼吸的物件”。 她们白天是女主人跟前的心腹仆役，夜里则是男主人的临时伴侣，清晨还得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再伺候老太太梳头。没有名分，没有身份，连错都不能错，错一次，可能就错一生。 通房制度，表面是“家庭帮工”，实际上就是封建家庭里对底层女性的精细化剥削。 历史上，这是一条千年拉长的性别工具链。 远的可以追到先秦，《仪礼》里写着“媵”，同姓女子陪嫁给诸侯，有血缘，有身份，却生下来就是用来“试婚”的。她们的身体，从一嫁那天起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汉代更热闹，诸侯觥筹交错，豪门大宅婢妾成群，晚上的侍婢叫“侍夜”。 《汉书》直言，权贵之家“妾至数百”，这些人，绝大多数连名字都不会留下。 真正形成规模的，是唐宋。那个时候，家中贴身婢，已经不仅负责衣食起居，她们还承担“夜间职责”。 复杂的不是规矩，是身份，《唐律》根本没给她们明确定位，但子若生下来了，主人可以自己“认领养育”，也可以随手一抛。 明清时期，是通房制度的“高发期”。商品经济一发展，人口买卖成行当，通房丫鬟的交易就没停过。 据《中国奴婢制度史》，明清官宦人家中，近三成置有通房丫鬟，其中六成，是家里拮据、被父母卖掉的女孩。 江南富商尤其流行通房制，很多人专程北上苏北、安徽“选人”，据史料，一位相貌端正的苏北女孩，年不过十五，被以等同牲畜的方式议价交易，进府后六日不到，成了男主人的“夜伺”。 她们不是妾，妾多少有个房头有口饭吃，她们是妾的影子、主母的眼睛、男主的“温床”。 《刑案汇览》里有一起案子记载得冷冰冰，有位通房因为主母生气，被连夜转卖，原因就六个字：“姿容渐减，不听话。” 《红楼梦》里说得隐忍，但透彻。平儿，大观园里的“高级仆人”，白天忙出神，夜里还得随时准备“侍候贾琏”。 主母王熙凤嘴上说让她打理些琐事，其实是让她押着贾琏不出轨。 白天，她得操心家的账目，仆人的舌头，婆婆的眼色。晚上，再累也得坐凳子守着，不能有声不能翻身。 哪怕贾琏可能酒气熏天，她得笑着递香巾。 这系列制度看着像是男人强行设下的牢笼，但仔细剖一下，通房丫鬟活得最苦，那把锁却一半掌握在主母手里。 王熙凤选择平儿，无非是让她“近守”，实则盯着丈夫。 清代有记载，某主母甚至培训通房如何向她汇报丈夫有没有偷偷外出偷香。 妻的权力虽然微妙，却通过“控制通房”成为她抵抗丈夫风流的唯一方式。 但别以为她们就此“上位”，那只是极少数的意外。 要想抬为妾，大概三种可能：第一，帮主家生了儿子；第二，主母无子，要她顶上；第三，娘家忽然出了个举人或者官员，有了底气。 可是大多数年纪一大，主子换了新人，她们不是被塞给家仆，就是“遣嫁”给役夫。侍过人的手，最后都要去洗脚盆里端个碗。 相比之下，最惨的是还活着。清代徽商笔记记得清楚，有个通房，因点香时磕打烛台被罚卖，当晚还被灌哑药，嘴烂了半张。 《大明律》压根就只认三种人：妻、妾、婢。通房卡着中间最尴尬的位，谁都不是，谁都可以动她。 而这样的“模糊身份”，法律维护不了她，情理救不了她，命运，也许就是看谁的手脚更麻利。 生育更是一把刀。若生下孩子，没有人能叫她“娘”。明代法官判得硬：“婢生子归嫡母名下，不得相认。” 有的孩子活不过三岁，进主母门就被调养，大多疏离如陌路。 后来统计过，正室所育的孩子存活率六成五，而通房女生的后代，仅有不到四成能活下来。 跪瓷片、扎指缝、灌哑药，这是她们的日常惩戒。更有甚者，主家会拿她们的爹娘做人质，被困在同一个院子的租户身份里，谁敢跑，自家挨罚。 直到民国，奴婢制才在法律上退出。但据数据显示，通房现象在偏远乡村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初期，才彻底断根。 但它留给今天的是一个清晰的历史提醒：当一个社会允许把人当工具来看待，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就已经开始漏水。 《红楼梦》《金瓶梅》里，那些通房丫鬟的身影，黯淡却真实，她们没留下大名，却留下了一种沉重的情绪。   信息来源：《仪礼》《汉书》《大明律》《清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