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日老兵刘运达，娶了日本女战俘大宫静子。不曾想，30年后，妻子真实身份曝光时，却令他目瞪口呆！ 战俘营安在一座破庙里，稀粥野菜勉强充饥。刚开始，官兵见到日本人就红眼，有人往门口扔石块，骂声不绝。 刘运达两头为难，一头是战友们多年的血海深仇，一头是眼前这些已经放下武器的医护女俘，他几次把人硬拦下来。 大宫静子常常缩在角落，沉默不语，夜里悄悄抹泪，还几次寻死，都被守夜的兵抢下来。她从小被灌输军国主义观念，一度把在前线救护当成“为国尽忠”，亲眼看多了被侵略土地上的尸骨，又觉得自己成了帮凶，愧疚和恐惧交织在一起。 转机来自她手里的绷带。一次清点战俘时，她鼓起勇气请求继续做护士。手下不愿意，怕日本人耍花招，刘运达权衡再三，拍板试一次。 很快，伤员们感受到了区别，她缝合伤口干净利落，半夜会帮人掖被角，甚至偷偷给哭着想家的年轻士兵塞块干粮。营里骂声少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喊她“大宫姑娘”。 日子一天天往前挪，两人有了更多接触。语言不通，就靠手势、单词硬凑，他教她说“疼”“好”“谢谢”，她学着叫他的名字。 刘运达看明白，这个日本姑娘已不再相信那套侵略说辞，只是个被战争推上前线的小人物。对日本军队的恨没有消失，但在她身上，他第一次看见了另一种可能。 胜利消息传来时，所有人都在欢呼，战俘集中遣返的命令也跟着下达。这对他们而言意味着分别。那段时间，他心里比谁都乱，一边是“军官不能娶敌国女子”的世俗眼光，一边是这一路救人的战地护士和一次次从鬼门关拉回来的脆弱生命。 最后，他选择把话说开。两个人一起写报告，把她在连队里救治伤员、安抚士兵的事一项项写上去，郑重申请结婚。 批复来的那天，他摸着公文纸上的红印，手心都是汗。战场上的敌我界限，在一纸公文上被重新划了一道更复杂的线。 婚后，他带着改名为莫元惠的妻子回到白沙镇落脚。刘运达脱下军装，去码头拉车、扛货，她在家里操持柴米油盐，用护士本事给街坊看小病，不收钱，只收一句“谢谢”。日本身份被锁进箱子里，连儿子长到十几岁，也只知道母亲是“外地人”。 原以为这辈子就会这样悄无声息走完，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来自日本的名字重新敲开旧账。大宫义雄，身为中日友好机构负责人，在访问中国时正式提出找女儿。 他早年把独生女送去学医护，本想给她铺条安稳路，没想到战争一来，音讯全无。妻子因思女成疾去世，他自己也年事已高，只剩一个心愿。 档案一层层翻，战俘记录、部队人事关系一点点对上，白沙镇的莫元惠，渐渐和失踪多年的大宫静子重合。调查组登门核实时，她沉默了很久，才承认自己真实身份。 重逢注定是带泪的。1978年，她先回日本见父亲，两人在机场抱头痛哭。得知两个兄弟一个战死，一个病弱不能自理，更让她心里发酸。 几乎同时，刘运达也第一次知道，枕边人当年竟是日本大企业家千金，只是被战争抛进了缅甸丛林，然后在中国乡村重生。 两年后，刘运达和儿子在岳父安排下也去了日本。一落地，他才真切感受到那种巨大的反差，那是另外一个世界，规矩精细，霓虹闪烁，岳父的产业粗略一算已是惊人的数字。老丈人真正的打算，是把这摊家业交给外孙，不让家族到他这代断在手里。 在日本的几年里，这个在山村挑过水、在战场扛过枪的老连长，开始学会在会议桌前翻看报表，和商界人士点头寒暄。他并不太爱那种生活，只是为了妻子和儿子的前程，默默把不适应咽进肚子里。 等到儿子终于能够独当一面，他提出回国。妻子想起白沙镇的街巷和熟悉的乡音，最终点头。告别了正在接班的儿子，两位老人背起行李，又走回那条泥巴路，重新住进简朴小院，和老邻居继续聊家常。 如果只看国籍，他们的一切似乎都说不通。可真正推动故事向前的，不是国界，而是一点点具体又普通的选择。 战场上没有补一刀，战俘营里递了一次绷带，写下那封结婚申请时冒的风险，把日本身份压在箱底三十年，回了日本后坚持要再回到白沙镇。 战争留下的伤疤抹不掉，但在这些细碎的选择里，人心仍然长出另一条路。刘运达和大宫静子，从敌对两端一路走到彼此身旁，再牵着手回到普通人的生活里，用一生的时间证明，有些缘分能穿过硝烟，也能穿过风言风语，最后落在一碗热汤和一条老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