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重庆，《红岩》的作者罗广斌跳楼身亡，然而14年后，公告指出：他根本不是自尽，这又是怎么回事？ 死者名叫罗广斌，是从渣滓洞、白公馆血海逃出的幸存者，也是写出《红岩》的那位作者。很快，一纸冷冰冰的通报把这一切盖棺定论：“叛徒罗广斌畏罪自杀。” 就在这份结论发出的前几个小时，胡蜀兴接到一张悄悄递出的纸条，纸条上没有“诀别”，只有罗广斌匆匆写下的几样日用品和粮票数目。 一个在国民党牢里挨过竹签、坐过老虎凳的人，当年在死人堆里拼出一条生路，如今在新社会里，前一晚还认真盘算着烟和口粮，第二天一早却被说成“畏罪自绝”，怎么都让人转不过弯。 要看懂这桩“自杀案”，绕不过罗广斌的前半生。这个出身忠县富裕家庭的“小少爷”，父亲是秀才，母亲在法院任职，哥哥做到国民党中将，本可以顺着家里安排走上一条安稳仕途。 少年时代的罗广斌，却在洪雅、在西南联大附中接触到另一种世界。抗战的硝烟、校园的风潮、老师和同学的议论，把这个“幺老爷”一步步推向地下党，把家庭的门第和个人的选择撕开了一道口子。 1948年被出卖后，罗广斌先后被押往成都稽查处、渣滓洞、白公馆。那是一段连夜色都显得阴冷的日子，审讯室里的灯永远太亮，刑具的影子在墙上拉得很长。面对威逼利诱，这名年轻党员咬紧牙关，把组织交代的纪律当成最后一道底线。 1949年11月27日，渣滓洞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国民党想用汽油和子弹把证人统统灭口；白公馆里，罗广斌却抓住看守杨钦典的惶恐，用“证明改过”的承诺打开了牢门，让十九名被囚者分组突围。 新中国成立后，罗广斌把在“人间炼狱”里记下的对话、教训、血债，一笔笔整理出来，形成狱中报告和“狱中八条”。这些材料既是对旧政权的控诉，也是给新政权的提醒，其中一条直指特权和腐败的危险，希望有一天掌握权力的人别重蹈覆辙。 后来与战友合作创作的《红岩》，用文学的方式把江姐、许云峰写进千家万户，七百多万册发行量、十九种外文译本，让一个城市的记忆成了整个国家的记忆。 历史的吊诡在于，正是这段经历和这本书，在十几年后被翻成新的“罪证”。当社会陷入狂热，家世被反过来当成原罪，越狱功绩被恶意解读为“内幕”，《红岩》被扣上“为叛徒翻案”的帽子，“渣滓洞幸存者”一下子被推向批斗台。 1967年2月初，外地红卫兵和本地造反组织相继发文点名，罗广斌被抄家、被押往军队院校的楼里，连续多日轮番审问。 那栋楼的三楼卫生间后来成了案发地。看守口中的画面是，罗广斌脱下大衣、围巾，把钢笔和手表放回口袋，爬上窗台，高喊一句口号后纵身而下。这个说法伴随“畏罪自杀”的结论，压了胡蜀兴十几年。 胡蜀兴不只是不愿相信，更是有自己的判断：在国民党手里没有低过头的丈夫，多次表态绝不会走自尽这条路；额头巨大的伤口、尸体离墙较远的落点、家属被隔绝在外匆匆火化，这些细节处处透着不对劲。 直到1980年代初，随着对“文革”问题的清理展开，重庆方面重新勘查当年的现场。调查人员站在三楼窗前，比对高度和当年记录的位置，很快得出和常识一致的推断：如果是一跃而下，落地位置应靠近墙脚，而当年血迹斜洒出去，尸体距离墙面明显偏远，更接近被人用力推出的轨迹。 结合当年证言和失踪的申诉材料，1982年的结论终于写清：罗广斌死于非命，是在批斗中遭殴打致死后抛尸伪装。 从渣滓洞逃出的共产党人，终究没能在自己参与建立的新国家里安然老去。留下来的，是一部《红岩》，一份“狱中八条”，还有那张向家里要粮票的小纸条。 纸条上的字很普通，不过是烟、日用品和口粮的清单，却比所有口号都更让人难忘。那是一种活下去的本能，是在黑暗里仍然相信明天会有饭吃、有书写的倔强。 罗广斌的遭遇提醒后人，革命者最初想改变的，是权力踩在普通人头上的那只脚。如果某个时刻，拳头和皮靴又把无辜者从楼上推下去，那么无论口号多响亮，都与他当年在狱中写下的理想背道而驰。 真正值得纪念的，不只是书页上的英雄形象，更是那句写在血与泪之后的叮嘱：警惕特权，警惕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