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于右任专程从台湾赶回重庆接妻女，到了门口才知道，妻女几天前刚去了成都。 1949年秋，一个老人站在重庆一栋空屋的门口，邻居告诉他，你妻女等了你好些天，前几日刚去成都了。这个老人不是别人，是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民国书法大家于右任。他当时已经70岁了，从台湾专程飞了回来，就为了接上妻子高仲林和女儿于芝秀。 那扇门没锁，老头子在门口站了多久没人知道。重庆的秋天雾气重，青石板路湿漉漉的，邻居家小孩躲在门后偷看这个穿长衫的老人，他头发全白了，手里攥着个布包袱，里头装的啥没人晓得。 于右任这辈子写过多少字？南京总统府里有，台北故宫里有，可这会儿他站在自家门口，手指头在门板上划拉几下，终究没推门进去。屋里头空荡荡的，锅碗瓢盆还在，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像是人出门买菜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几天前，高仲林还在这儿。街坊们说，那女人天天搬个板凳坐门槛上，往路口瞅，手里纳着鞋底子，纳着纳着就停了，针扎了手指头也没反应。她等的那个人，从台湾绕道香港，再从香港飞重庆，折腾了半个多月，到底还是岔开了。 于右任那会儿在台湾干嘛呢？名义上是监察院长，实际上就是个摆设。蒋介石退守台湾，带走了黄金，带走了故宫文物，也带走了一帮子"党国元老"。于右任算是被捎带上的行李，他自己愿意吗？谁知道呢。 有人说，你咋不一块儿走？他苦笑，一家子人，分两拨走，总有一拨能活。这话听着心酸，细想更心酸，堂堂监察院长，连自家老婆孩子都安排不明白。 重庆那几年乱成啥样？码头上的船票炒到金条价，飞机票得托关系找门路，有钱都未必走得掉。高仲林带着女儿，从南京逃到重庆，从重庆又要往成都跑，这哪是逃难，这是被历史推着走，一步赶一步，喘气的工夫都没有。 于右任后来回了台湾，1974年病逝台北。临死前念叨啥？据说就一句："我要回高平老家。"高平是他陕西老家，那里埋着他爹他娘。可高平在陕北，那时候两岸还对着打炮呢。 他女儿于芝秀后来咋样了？留在大陆，文革时吃了不少苦头。她妈高仲林1968年去世，至死没能再见到老头子一面。这三口人，活着的时候隔着一道海峡，死了以后隔着黄土，真正应了那句话，咫尺天涯。 我有时候想，1949年那个秋天，如果于右任早到三天，如果他妻女晚走三天，这一家子的命运会不会改写？可能也不会。历史的洪流面前，三天算个啥？该散的终究要散，该等的还是要等。于右任最后写的那首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搁现在看，写的哪是故乡，分明是那扇没推开的门，门槛上纳鞋底的女人，还有那个永远错过的成都。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