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陈玉仁叛变，供出了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王世英。谁料，王世英察觉异常，就要转移时，特务头子史济美却突然登门拜访！   1932年11月，中统头目徐恩曾派史济美到上海，担任中统上海站站长，史济美一上任，就带人查抄了中共临时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印刷点——新生印刷厂。   印刷厂负责人陈玉仁被捕后，没扛住特务的酷刑和威逼，选择叛变，把他知道的地下党员名单全说了出来，其中就有王世英。   王世英是黄埔四期毕业，1925年加入共产党，当时在南京夫子庙附近开了家“鸿昌南货店”，表面是做南北干货生意的老板，实际是中共地下党在南京的重要情报人员，负责联络和传递情报。   他平时做事谨慎，和国民党的人打交道时，从没露过马脚，跟史济美也有过一些往来。   陈玉仁叛变后，史济美很快拿到供词，他知道王世英的身份不一般，又想着立功，决定亲自带人去南京抓王世英，史济美身边有个叫简北昌的人，是王世英安插的内线，得知消息后，立刻想办法把陈玉仁叛变、特务要来抓人的事，悄悄通知了王世英。   王世英接到消息，心里清楚情况危急，他没有慌乱，先把店里和住处的机密文件整理出来，准备烧毁，同时，他也在安排其他可能暴露的同志尽快转移，自己则留下来处理收尾，打算烧完文件就走。   就在王世英刚把重要文件烧掉一部分，准备动身离开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和敲门声，他走到窗边，悄悄往外看，一眼就认出了带头的人——正是史济美，身后还跟着几个便衣特务，把店门口和弄堂口都堵住了。   王世英知道，现在硬冲肯定不行，只能稳住对方，再找机会脱身，他迅速把脖子上的围巾取下来，搭在窗台显眼的位置，这是给同样是地下党员的妻子李果毅发信号，让她别回来，也提醒其他同志有危险。   做完这些，王世英整理了一下衣服，神色平静地打开门，史济美带着人直接走进店里，四处打量了一番，开口就问：“王老板，你爱人呢？怎么没见人？”   王世英像平时招待客人一样，笑着把史济美往店里的八仙桌旁让，一边倒茶一边说：“她出去买菜了，一会儿就回来，史站长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快坐，喝口茶。”   史济美没客气，坐下后，眼睛一直盯着王世英，话里带话地试探，他提起陈玉仁，说陈玉仁已经把什么都招了，问王世英还有什么好说的。   王世英装作听不懂，一脸茫然地回应，说自己就是个做小生意的，跟陈玉仁只是普通认识，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事。   史济美见王世英不承认，又问起南货店的底细，还旁敲侧击地问他和共产党有没有关系，王世英始终不慌不忙，对答如流，说自己开店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平时只关心生意，别的事一概不知，他一边和史济美周旋，一边在心里盘算脱身的办法。   聊了一会儿，王世英说要去楼上阁楼拿点账本，让史济美稍等，他转身上楼，进了阁楼后，没有去拿账本，而是快步走到窗边，打开窗户。   他之前就熟悉这里的地形，阁楼窗户连着隔壁的屋顶，有一条提前看好的隐蔽退路。   为了不让楼下的史济美起疑心，王世英特意把阁楼的自来水龙头拧开，让水流哗哗地响，制造出有人在楼上忙活的动静，随后，他迅速从窗户翻出去，沿着屋顶，悄悄爬到相邻的建筑，再从后巷离开。   楼下的史济美等了好一会儿，只听见楼上一直有水声，却不见王世英下来，喊了几声也没人答应，这才觉得不对劲，他立刻带着特务冲上楼，推开阁楼门一看，水龙头开着，水流了一地，窗户大开，屋里早就没了王世英的影子。   史济美知道自己上当了，赶紧带人下楼，下令封锁南京夫子庙附近的路口、车站，四处搜捕，但王世英早已在接应同志的帮助下，安全离开南京，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这次危机，全靠王世英的沉着冷静和提前准备，才在叛徒出卖、特务上门的绝境里顺利脱身。   而史济美这次扑空后，依旧在上海大肆抓捕地下党员，直到1933年6月，被中共特科红队队员击毙，至于叛徒陈玉仁，后来也没好下场，因为内部矛盾，被国民党特务自己处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