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被关押五年后即将获释，沈醉问他出狱最想做什么，戴笠听闻后也感到意外
1946年4月的重庆还笼着春雨，白公馆的铁门吱呀一响，押送人员整队站好。就在这扇门即将为叶挺打开的一刻，戴笠的心底其实并不踏实——那个被关了五年的新四军军长，会不会在出去后接受他的橄榄枝？局势瞬息万变，谁也不敢打包票。
回到这场“赌局”的源头，不得不提十五年前的广州。那年冬天，叶挺领着起义部队血战数日，终因寡不敌众仓皇出逃。有人见他换上便衣，混在人群中取道香港，一把手枪一包书稿，竟安然抵达。不少旧部心疼地说他“位卑未敢忘忧国”；可党内却在争论要不要把他“留党察看”。就是那段灰暗时光，让他的信念反而更硬。漂泊苏联、辗转欧洲，他靠翻译军训教材、给报纸写稿维持生计，却天天翻阅国内电讯，剪报装订，一本接一本地塞进行囊。

1932年，他回到澳门，身无长物却拒绝广东军阀的高薪招揽。“抗日救国，别再讲私谊。”亲友记得他那天的话，像刀子一样干脆。时局不等人，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传来，周恩来一纸电报请他出山。他找到老同学陈诚，直言要整编南方各游击队，“军长我可以当，但只为抗日”。新四军由此挂牌，铁流南下，皖南山林间留下他的足迹。
转折出现在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800多里突围路，叶挺带着残部杀出重围，却被国民党部队扣押。蒋介石没有审判，只是把他安在白公馆，一间五十平米石室，窗棂厚到子弹难穿。顾祝同被推上“说客”位置，酒菜丰盛，言辞恳切：“兄弟，这回把责任推给项英，你可全身而退。”叶挺只是淡淡回一句：“项英已死，倘若我再死，愿以热血照亮真相。”气氛瞬时凝固，饭菜都凉了。

囚禁的日子里，他以羊奶自给，桌角刻下“独立自由”四个隽永小字。典狱长发现后急忙换桌，他又刻；再换，再刻。墙壁上很快密密麻麻，全是警句。看守私下感叹，这人是铁做的。期间，国民党又试探性提出恢复其军衔、给他一处公馆，条件只是写份“悔过声明”。叶挺摇头，连笔都懒得摸。
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谈判桌摆起来。毛泽东飞赴重庆，开门见山：政治犯必须释放。蒋介石思忖再三，答应放人，心底却盘算着“先礼后兵”。于是，军统少将沈醉奉命走访白公馆，用烟酒好茶套近乎。他带去的新西装、皮鞋摆了一床，叶挺只挑了一件蓝布中山装，其余转手送给难友。沈醉有些尴尬，仍故作轻松地搭话：“将军，出去以后，打算先干点啥？” 叶挺抬头，神情平静，“第一件事，请党恢复我的党籍。”不到十个字，如同冷铁上点火星，沈醉愣住，回报戴笠，后者嘴张了半天，竟说不出话。

细想叶挺的选择，并非简单的口号。党籍意味着责任、意味着继续战斗的资格，也意味着，他并不把个人前途当成交换筹码。对比一下：国民党开出的条件从公费出国到高位厚禄，哪一样不够诱人？可在叶挺眼中，这些都比不过与组织的那条线。对照彼时动摇者、叛变者的结局，才能明白他那句回答为何令敌对方震惊——钱财封不住信仰，况且共产党内讲究“组织观念”，失联五年，先补上这一课，才算站稳脚跟。

有意思的是，事后沈醉在回忆录里写道，他终于明白“有些人是买不动的”。这句话像张镜子，折射出当时国共之间“威逼利诱”与“立场如山”的尖锐对照。叶挺后来顺利赴延安，却赶上飞机失事，英年早逝。很多战友痛悼：“五年牢狱没压垮他，一场意外却要了他的命。”历史就是这样讽刺。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他在白公馆稍稍动摇，今天的史书里会不会少了一行闪光的注脚？然而，叶挺用行动写下答案。有些人活得短，却把气节刻进民族的骨头；有些人权谋再多，终究抵不过时间的筛子。重庆的春雨早已停歇，白公馆的旧墙依旧斑驳，那一句“请求党恢复党籍”，仍在那些石壁上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