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福祥，湖北红安人，1927年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红军，1934年入党。她历经长征，任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二营营长。1937年西路军失败后被俘，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后逃脱并隐姓埋名于甘肃武威。

但如果你以为她的故事到“隐姓埋名”就结束了，那你就压根没读懂那一代人的信仰有多重。

何福祥出生在1911年，11岁就被送去当了童养媳，过着挨打受骂、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1926年同村的罗秀英问她愿不愿意脱离这种生活，她想都没想就应了。那晚她摸黑去了罗秀英家，屋里坐满了妇女，一个穿红军制服的人在给大家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她当场填了名字——为了迷惑敌人，组织上让她取了个听起来像男同志的名字：何福祥。1928年她被分到红11师野战医院当护理员，从此跟着队伍一路征战。

她干过护士、班长、排长、连长，立过一等功和二等功各一次。长征路上翻雪山，她一脚踩空差点滑进山谷，是战友“棉花包子”一把拽住了她。三过草地，身上只有五斤粮食，她啃过草根嚼过树皮，硬是活着走出了那片沼泽。家乡和她一起出来参军的5个女同志，最后只剩下了她一个。1936年妇女先锋团成立，她被任命为二营营长，手下带着几百号女兵，跟着大部队渡过黄河，踏上了西征的路。

然后就是1937年3月。

西路军在祁连山兵败，妇女先锋团1300多名女战士，大部分牺牲或被俘。何福祥在向民乐方向撤退时落入敌手。敌人把她们押到冰河上冻了一整夜，逼着趟过结了冰的河，腿上被冰碴划得全是血口子。

她和李文英、李开英趁挑水的机会逃了出来，跑到一个村子又被十几条恶狗撕咬，李开英肠子都被咬了出来。何福祥把她背到山洞里藏好，跟李文英出去讨饭，等回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李开英怕拖累战友，吞了鸦片自尽了。

两个人忍泪把战友埋了继续走，又被抓，又逃，再被抓。最后被关进武威大院的监狱，马步青陆续把女战士分配给手下军官做妻妾。何福祥被分给一个姓赵的副连长，她大闹不从，硬是把人逼得把她送回了监狱。后来在一个姓高的当地大嫂帮助下逃出监狱，装成哑巴，一路摸到与兰州隔河相望的地方，又因敌军搜查太紧退了回来，最终在武威张义堡一带靠给人干杂活度日。

日子苦到什么地步？土墙缝里塞一分钱、两分钱，攒了几十年。她跟子女交代：我要是死了，党籍还没恢复，你们也要把这些钱交给组织。这是一个失去了组织关系、没人承认她是党员的人说出的话。

1957年老战友杨文局来信邀她去酒泉被服厂工作，她去了，一边上班养着两个孩子，一边每年雷打不动地递交恢复党籍的申请材料。1939年、1942年、1949年、1950年、1957年，五次申请石沉大海。

她不抱怨，不闹，继续按月攒她的党费——少的时候五分钱，多的时候一角钱，宁可自己不吃菜、不穿新衣裳、不给孩子买零嘴，攒党费那笔钱从没断过。有人替她着急：组织都不认你了，你还交什么？她还是那句话：不管党籍恢复不恢复，我得把自己当作一个党员来要求。

1985年2月，甘肃省委组织部终于批准恢复她的党籍，党龄从1934年连续计算。那年她已经74岁，当年金戈铁马的女营长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通知下来的那天，她颤颤巍巍从藏了几十年的地方捧出一个红包，打开——面额一分、两分、五分、一毛、两毛、五毛，零零碎碎堆在一起，总共200多元。老战友们站在旁边谁都没吭声，有人扭过头去抹脸。

她对组织就提了一个要求：把这些钱当党费收下。没要补贴，没要房子，没要给子女安排工作。补交完了党费，她接着在武威过她的日子，参加地方建政、剿匪、土改，帮群众做事，当了区妇联主任。1952年一股土匪企图袭击区政府，她听到消息，背上五个月大的孩子就跑去报告，敌人的阴谋没得逞。土匪后来放风说要杀她，她回了句：“我要怕死就不参加革命了。”

2001年老人走了。到死她都没跟组织伸过手。

她这辈子，被冻过、被狗咬过、被刀子顶过、被关过监狱、被组织关系悬了几十年。换旁人可能早寒了心。她却用一分一毛攒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交代。你说这是信仰也好，是死脑筋也罢，反正她活成了今天很多人理解不了的样子——但咱们今天能在这安安静静地讨论“信仰”这俩字，不就是因为当年有人替我们信过、守过、拼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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