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三国时期关羽和张飞没有去世，刘备发动讨伐东吴的战争是否更有胜算？
建安二十四年秋，汉水暴涨，襄阳城头旌旗卷作一团。彼时的荆州，是关中平原与江东水网之间唯一的大走廊，谁握得住它，谁就能在三国棋盘上多一步先手。刘备把这把钥匙交到关羽手里，寄望于“据荆州以制天下”。关羽也不负所托，前后十余年，南定长沙，北拒曹仁，威震汉水两岸。
关羽最拿手的不是单挑，而是水陆并进的灵活运用。襄樊之役，他准确捕捉长江汛期的水位变化，潜伏于禁七军背后，开闸倾泻，曹军顷刻溃散。洛阳朝堂一片慌乱，据《三国志·武帝纪》记，曹操一度谈及迁都以避其锋。但天助之外，还有人谋。水势退去，关羽的补给线便显得孱弱，一旦南岸失守，他在汉水北岸的优势就会瞬间蒸发。

荆州南岸恰是东吴的势力触手可及之处。东吴隐忍多年，枕戈待旦。吕蒙装扮行商白衣渡江，先封江面，再断后路，顺手将关羽家眷安置在秣陵。副将闻讯骚动，士气顿失。关羽退守麦城时说过一句话：“奈何天乎？”此言一出，已预示了结局。失荆州不仅是地盘丢失，更让刘备苦心经营的两川—荆州联动计划化为泡影。
张飞的噩耗紧随而至。巴西将士受鞭笞之辱，反噬主帅，一夜之间，蜀汉的骁勇双壁尽折。表面看来，只是两员大将的陨落，实则整个将帅配置被连根抽空。马超偏镇北方，赵云固守后方，年轻的魏延尚未崭露锋芒，荆州变成了无险可守的缺口。对面的东吴却迎来陆逊的崛起，他深知“以江为城”之利，宁可后退百里，也要把敌军拖进山林火网。

试想关羽若能撤回公安，张飞若未殒命阆中，蜀汉会否另写剧本？先有水军扼守江陵，再派张飞自夔门东下，夹击白帝、秭归一线，陆逊即便调动丁奉、潘璋，也得分兵自救。可战事的胜负从不只看将领。荆州自古兵家必争，原因在于它能沟通南北粮道。蜀汉若想长久据守，必须靠益州源源不断运粮出巫峡，而秦岭蜀道崎岖，单线运输极易被切。换言之，即使关、张俱在，也得面临补给、后路、东吴水师快船等多重考验。
东吴的长江防御体系更是天然保险。自濡须口至建业，岸线曲折，暗礁密布，加之水军宿将甘宁、凌统惯于夜袭，蜀军欲越江东下，就像手握长枪却要游水搏斗。陆逊在夷陵前曾与诸将低声议论：“彼军虽众，不出火攻，不可破也。”短短一句，道出长江流域林深水急、盛夏燥热的天然条件。最后的连营大火，并非偶然。

历史留下的数字让人警醒。章武元年，刘备率号称四五万精锐东下，半年后只带回千余残卒；而孙权趁机收复半数失地，又能转身迎击曹休。兵力此消彼长，是后勤与地利共同作用的结果。关羽若在，或能稳住荆州一角，让刘备避免仓促深入；张飞若存，也许能分担正面压力，让陆逊不敢孤注一掷。但要越过江面，打开江东腹地，依然要面对水军、钱粮和北方曹魏的联动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夷陵战火熄灭后不到一年，蜀吴再度结盟，诸葛亮北伐的檄文里对孙权只字不提过怨怼，可见益州政权已无力两线用兵。若荆州当时仍在蜀手，北伐的调度恐怕更捉襟见肘。由此观之，人事与地利相互牵制，将帅的生死虽重要，却无法撼动资源与地形的硬约束。
后来人翻检史册，总爱把胜败归因于某一位豪杰的存亡。其实从荆州到夷陵，线头拎出的是粮道、是水文、是盟友之间的政治算计。关羽、张飞若能并肩守江，蜀汉或许不致溃败得那般彻底，但要凭此改天换地，跨江直指建业，只能说胜算不足三分。历史的齿轮终究被更深层的力量所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