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深层结构与流行文化中的短剧爽文，其实共享着同一种精神内核：它们都承诺一种存在于彼岸世界的终极满足感。正因如此，当部分左翼人士（如司马南）试图将演讲中的观念直接转化为艺术作品时，往往会遭遇市场的冷遇。那些作为公共发言富有感染力的内容，一旦被嵌入故事与角色的叙事逻辑，反而可能失去张力，成为票房的负担。

类似的内在逻辑也见于某些极端动员方式。在两伊战争期间，曾有记载称，伊朗在动员青少年参与对萨达姆政权的军事行动时，会向他们发放一把塑料材质的钥匙，并许诺：若你们英勇牺牲，在天堂中便会有七十二名永葆处子的伴侣在等候。这一叙事几乎可以看作“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式幻想的直接翻版。爽文作者仍需琢磨情节节奏与悬念营造，而这种许诺却更为直白，将最高强度的奖励压缩进一个不可验证的终极承诺之中。

在政治光谱的划分中，我们通常将那些为多数人和弱势群体发声的立场视为左翼。那么，宗教人士应被置于何处？倘若某种构想——哪怕只是让极少数人真正实现对“七十二房妻子”的支配——得以在现实中成立，它必然意味着对他者权利的严重侵犯。这一推论揭示了一种深刻的结构性矛盾：宗教的受众定位呈现为左翼的面貌，它吸引并抚慰底层的困苦者；然而，其愿景内部的精神等级与分配方案，却实实在在地指向一种极度右翼，甚至极右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