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气太大也不都是好事，乾隆朝的孙嘉淦就是吃了名气大的亏。
早年的孙嘉淦也是一条硬汉，闲来无事就上疏，和乾隆唱反调的事情没少干，同僚们一致认为老孙腰杆硬。
乾隆年轻的时候也听人劝，君臣二人相处很融洽，老孙的官也是越当越大，一口气冲到了协办大学士的位置上。
乾隆十五年，老孙吃了一记蒙棍，有人打着他的旗号，编制了一个指责乾隆的奏稿，其中有“五不解十大过”，此即著名的“伪奏稿案”。
这件事后来越闹越大，乾隆一直公开表示，相信老孙的操守，也确实没有因为这件案子降罪老孙。
但是此案调查长达15年之久，作为牵涉其中的当事人，老孙却仿佛被遗忘一样，没有任何人向他询问、调查或通报关于奏疏案的经过。
这让老孙惶恐不安，好像头上悬着的那把剑随时都会落地。
十余年间，老孙压力大的一批，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变得谨言慎行，不管担任什么职务，对朝政几乎不置一词。
与当年的“孙大胆”比起来，晚年的老孙似乎换了一个人。
长期在重压下活着，身体不跨才怪，就在奏稿案结案不久，老孙带着惴惴不安和抑郁的心情病逝。
要说老孙还是不够硬，至少心理素质这一块没有建设好，如此遮遮掩掩反而适得其反，死得也憋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