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一名12岁脑瘫女孩从6楼家中跳楼身亡。事后母亲发现，女儿在事发前2-3个月曾给学校心理老师写过两封信，信中称同学骂她“瘸子”，并表露“觉得自己是累赘、不想活了”的轻生念头，但老师未将情况告知家长。母亲认为学校未尽责，同时指控4名同学存在欺凌行为，遂将学校、4名同学及其家长告上法庭。一审判决学校承担20%责任，母亲自行承担80%，4名同学因欺凌证据不足不承担责任。双方均不服，已提起上诉。
 
天刚蒙蒙亮，凌晨四点钟的内蒙古，空气里还带着塞外特有的凉意。就在这个本该全家熟睡的时间，一扇大开着的六楼窗户前，一位母亲的世界在刹那间彻底坍塌了。
 
当这位母亲发了疯一样顺着楼梯冲到楼下时，她年仅十二岁的女儿梁艾正静静地躺在冰冷坚硬的地面上，小小的身体早已经没有了温度。

全家人在极度悲痛中找到了孩子留下的一封遗书，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对不起爸爸妈妈，我身体不好，学习也不好，学校里的同学总是换着法子骂我，我觉得活着真的太没意思了……”
 
事情过去几个月后，当地法院的电子大屏幕上跳出了关于这起悲剧的最终民事判决数字：学校承担20%的次要责任，而这位痛失爱女的母亲，则被判定需要承担80%的主要责任。
 
可是，直到母亲忍着眼泪在家里整理女儿遗物的那天，一个藏在课本夹层里的秘密才彻底曝光，原来，女儿在出事前几个月，曾经分两次给学校的专职心理老师写过两封亲笔信。

这两封信是在不同的日子里偷偷塞进老师办公室的，信纸上清清楚楚、一笔一划地写着：“老师，同学天天在背后骂我是个瘸子”“我真的好想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你能不能告诉我，是不是人死了之后，身上就不会再疼了”。
 
当时的心理老师在收到这两封信后，既没有对孩子进行深入的心理疏导，也没有在第一时间给孩子的家里打个电话，而是将梁艾两封绝望的信锁进抽屉，此后无人向家长透露。

小的时候梁艾因难产导致脑瘫、二级肢体残疾，三岁前忍受剧痛康复，才学会走路。父母为让她上普通学校拼命求人，父亲每天换下工装接送，怕她受歧视。

但是没想到在学校里，同学辱骂、模仿她走路，老师也以“照顾”为名让她单独站在走廊，不参加消防演练。
 
那些日子里，梁艾把所有的痛苦都写进了日记本，在出事前一天的日记页里，整张纸上用黑色签字笔狠狠地写着一句话：“我恨他们，我恨这里的每一个人。”
 
就是在这样一种让人窒息的校园环境下，梁艾用颤抖的手写下了那两封求救信，一个才十二岁、本身就因为脑瘫而自卑的残疾女孩，已经把自己的求救信号发射到了最高点。

可面对家长的质问，学校在法庭上却百般辩解，说后来看到梁艾在走廊上跟人说过话，还以为“她当时的心情和情绪已经好转了”。

而那位收了信的心理老师更是委屈地辩称，自己之所以没有告诉家长，是为了“保护青春期孩子的个人隐私”。
 
可是，相关的教育政策在管理条文里明明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学校心理老师在日常工作中，一旦发现学生有自残、自杀等极端心理倾向的，必须越过所有常规流程，立即、无条件地通知其法定监护人。

可悲的是，在现实的执行中，这个唯一的警报信号就这么被塞进了一个冰冷的抽屉。直到女儿从六楼的窗户一跃而下、彻底没命了，这位母亲才通过遗物知道了这一切的真相。
 
悲愤交加的母亲当即做出了决定，她一纸诉状把学校以及在学校里带头欺负、辱骂女儿的四个同班同学，全部告上了法庭。

在法庭辩论的关键时刻，这位母亲当众气得浑身发抖，她用力地拍着原告席的桌子，隔着大厅冲着学校的法人代表歇斯底里地哭喊着：

“我的女儿在信里都明明白白写着‘不想活了’！你作为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凭什么把信藏起来瞒着我？！你凭什么不告诉我？！”
 
法院在经过闭门审理后最终认定：由于孩子是在凌晨四点钟、在自己家里坠楼身亡的，当时身为法定监护人的母亲在家里睡觉，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属于“未尽到全天候的安全监护职责”，因此判定母亲承担80%的主要责任。

学校方面因为在收到求救信后未能及时履行通报义务，存在管理上的行政失职，承担20%的次要责任。

而至于那四个经常在学校里对梁艾进行言语侮辱、肢体模仿的同班同学，法院则认为“证据不足”，无法判定他们需要对这场死亡承担法律上的直接侵权责任。
 
就这样，这位可怜的母亲在女儿死后，瞬间陷入了双重难以挣脱的绝境：一边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辈子都缓不过来的丧女之痛。

而另一边，法庭的判决书又在社会层面上，给她硬生生贴上了一个“失职母亲”的标签，巨大的委屈和不公让她擦干了眼泪，在收到判决书的第三天，她就向更高一级的法院提起了上诉。

至于结果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