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上级派沈启贤去剿匪，给了1个加强排、几十个地方干部，他问土匪有多少人，上级说："大概5000多吧！"

沈启贤手底下统共140来人，枪都配不齐整。

这话搁谁身上都得心里一沉，何况他接手的地方——西满第四军分区，下辖肇州、肇东、肇源、扶余四个县，总共一百五十万人口。

其实这点底子薄，不是哪个人有意苛待。

一年前，黄克诚带着新四军三师主力进东北，部队落了地才发现，当时跟中央电报里说的"七无"一点没夸张：无党的组织、无群众支持、无现成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连衣服鞋袜都缺，整个西满是一张白纸。

能分给下面各军分区的，每一摊都是这种处境，谁也没法比谁宽裕多少。

沈启贤没在这数字上犯怵。这不是他头一回到绝境里找路。

1936年9月，他带着四团四连在商县夜村起义，想去跟何振亚的队伍汇合，地方没选好，夜战经验也不够。

警二旅早盯上了动静，一个正规营加五百人的保安队连夜围了上来，仗打得很惨。

被抓回去的弟兄里，有人被绑了"点天灯"，活活烧死。

沈启贤钻进路边水沟，憋着气挨到天亮，才带着剩下几十人摸黑突围，找到了何振亚。

这段经历他后来很少再提，可它留下的一个道理他记住了——硬顶是死路，看清楚对面是谁，比上来就打更要紧。

到了肇州，中心县委书记王建中把情况摆开：四个县的土匪加起来超过五千，四处打粮劫道，各乡的区政权根本立不起来。

沈启贤问他，这五千人里什么成分居多？

王建中想了想说，大多数是被裹上去的——没饭吃的穷苦农民、关了矿的失业矿工、溃散的伪军，是因为没活路才落了草，不是真心当土匪；

真正自己主动为恶的，做过伪满宪兵、特务、地主武装那批人，加起来也就几百人。

沈启贤说：那这就不是五千人的仗，是几百人的仗。

加强排打散分组，和地方干部分头下到各村，从地主手里收来土地和粮食，一家一户当场往外分。

没用多久，夜里开始有人悄悄摸下山，扛着枪往村口一站，换了地契和口粮回家；

隔天山上的人都知道了，陆续又来一批。

沈启贤让人把话放出去：只要缴枪，过去的事不再追。真正铁了心不下来的那几百人，等山上人散得差不多，他才集中人马，一股一股打干净。

谁能想到，不到一年，四个县的匪患全平了，队伍也从最初的一百四十多人滚到好几千，后来整编成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36师，沈启贤任师长，王建中任政委。

1948年，长春围困战打响，36师进到城西北小八家子，把野炮连悄悄移进驿马站阵地，随后突然发动袭击，炮轰西大房身机场，击毁运输机，断掉了守军唯一的空中补给线。

郑洞国每天出动七个营的兵力来抢，打了一轮又一轮都没拿回去，守军被击毙击伤超过一千三百人，俘获一百四十余人。

从一个加强排到打下守军的机场，中间只隔了两年。
寻找时代的“笔杆子”
文章来源：陕西省文物局《清明时节追思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中国老区网《辽沈战役中的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