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问题出在大环境的变动上。

1928年，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有一项关于“土匪武装”的内容。大意是：对土匪首领中的“不可靠分子”，应在适当时机予以清洗甚至消灭，以免动摇革命队伍。

这份决议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制定的。当时全国各地打着革命旗号的武装鱼龙混杂，有的是真心革命，有的是投机，有的是今天跟这边明天跟那边。中央从全局出发，强调的是队伍的纯洁性。

但决议到了井冈山，味道就变了。

井冈山的情况有它的特殊性。本地干部中，“土籍”占多数，他们掌握了边界特委的实际权力。而袁文才、王佐是“客籍”，他们的部队里，从上到下大多是客家人。这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格局：党组织在土籍手里，枪杆子在客籍手里。山里人管这叫“土籍的党，客籍的枪”。

表面上看，大家都在一条战壕里。但私底下，猜忌像草一样，在看不见的地方疯长。

六大决议传到边界后，有人在会上提出，要“按决议精神”对袁、王进行“改造”。也有人反对，说这两个人对革命有功劳，不能一刀切。争论了很久，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1928年底，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发动了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带着红4军主力下山，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留下彭德怀的红5军和袁文才、王佐的红32团守山。

临下山前，毛泽东找人谈过袁、王的问题。他说得很清楚：这两个人有历史问题，但在革命中立过大功，只要工作做得好，是可以用的。

下山后，毛泽东把袁文才调到了红4军，担任副参谋长，跟他一起走。这个调动，后来看，是一步好棋——让袁文才离开井冈山这个是非之地，既可以保护他，也可以减少他和边界特委之间的摩擦。

但袁文才在赣南待得不安心。

他听说了边界特委内部对他的议论，也隐约知道了六大决议中关于“土匪首领”的那些话。有人说，特委已经给上级打了报告，要求“解决袁、王问题”。袁文才坐不住了。

1930年初，他没有向上级请示，乔装成商人，悄悄从赣南回到了井冈山。

回去后，他第一个找的是王佐。两人关起门来谈了一夜。说了什么，没有详细的记录，但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那晚的谈话，气氛不会轻松。袁文才的意思是，得主动做点什么，证明自己还是革命的人。王佐更谨慎一些，觉得先看看风声，不要贸然行动。

不久，永新县的反动武装头目罗克韶频繁骚扰根据地，袁文才和王佐决定打他一下。他们组织了一次突袭，打得很漂亮，罗克韶的部队伤亡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