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北洋政府将15万斤、装了8000个麻袋的明清两朝档案，当成废纸作价4000银元，卖给了北京西单的同懋增造纸店，算下来，1斤国宝级文书还不到3分钱，这里面有皇帝亲笔朱批、各国使臣朝贡文书、殿试状元考卷原件，全是存了400多年的国家机密原始文件。
 
这批档案原本存放在紫禁城的内阁大库，不光有汉文，还有满文、蒙文以及多国语言的外交档案，是研究那段历史最直接的一手资料。
 
清朝末年，内阁大库年久失修，一下雨就漏，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库房修缮的事就耽搁了，拖到1909年终于决定动工维修，得先把库里的东西搬出来，当时主事的人觉得年代久远的旧档没什么用，上奏朝廷打算挑一批烧掉，腾出地方。
 
张之洞当时管着学部，正筹备建京师图书馆，他上奏把大库里的藏书拨给学部，派下属罗振玉去交接，罗振玉在待焚的文件里随手翻了翻，发现全是极其珍贵的史料，赶紧劝张之洞叫停焚毁，把这批档案也一并交给学部保存。
 
民国成立以后，教育部在国子监设了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接手了这批档案，1916年博物馆搬到故宫午门，档案也跟着挪地方，挑出来品相完整的放在午门城楼上，剩下零散的就装在麻袋里，堆在端门的门洞里，门洞通风漏雨，冬天灌风沙，夏天返潮发霉，没人正经打理。
 
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后来在文章里提过这批档案的处境，工作人员经常随手拿出去当废纸用，看管的工人还会把空麻袋拿去卖钱，里面的文件就随便扔在地上，十几年里档案不断零散流失，只是外界很少有人知道，这批国宝就这么在门洞里堆着自生自灭。
 
1921年北洋政府财政吃紧，教育部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有人盯上了端门洞里堆着的这批旧纸，觉得占地方又没用，不如卖掉换钱，最终统计下来，零散档案一共装了八千个麻袋，称重七万五千公斤，也就是十五万斤，以四千银元的价格整体卖给了同懋增纸店。
 
纸店买这批货，目的就是造纸，老板程运增把一部分档案存放在店里，另一部分运去了定兴和唐山的纸厂，按造纸的流程，要先把纸张浸湿捣烂，化成纸浆再做成"还魂纸"，已经有不少明代档案被送进了纸厂，化成了纸浆，再也找不回来。
 
转过年来也就是1922年2月，罗振玉到北京办事，在市面上偶然看到有店铺售卖内阁大库的档案，有洪承畴的揭帖，还有朝鲜国王的进贡表，他一眼就认出这是大库旧藏，顺着线索一路查到同懋增纸店，才知道整批档案都被当废纸卖了，马上就要全部打成纸浆。
 
罗振玉当即找纸店交涉，愿意出钱把剩下的档案全买回来，纸店一开始嫌麻烦，不愿意把已经运到外地的货再拉回来，罗振玉开出了一万两千银元的价格，是当初卖价的三倍，纸店见有利可图，才答应把已经运去定兴、唐山的档案全部运回，交给罗振玉。
 
为了凑这笔钱，罗振玉几乎倾尽家财，档案买回来以后，雇了十几个人帮忙分类整理，光存放就占了三十多间库房加五个大院，整理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稀见史料，有明清时期的边务战事文稿、清初开国的机要文件，还有很多此前从未面世的原始记录。
 
这批档案没能一直留在罗振玉手里。后来他财力难以为继，1924年把大部分档案转卖给了收藏家李盛铎，李盛铎后来又转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还有一部分流散到了民间，甚至有四十多箱被卖给了日本人，此后几十年间，这批档案几经辗转，分散在多处。
 
新中国成立以后，散落在各地的内阁大库档案逐步被收回，1958年国家档案局组织专人对剩余档案进行系统清理，前后两次清点，筛选出大量有价值的文书，如今绝大多数幸存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都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为研究明清史的核心史料。
 
这件事后来被称为"八千麻袋事件"，是中国近代档案史上最让人惋惜的事件之一，十五万斤承载着四百年历史的官方文书，在时局动荡中差点全部化为纸浆，幸存下来的每一页纸，都成了如今回望那段历史最珍贵的实物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