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是愚蠢，还是糊涂？有人说，西安事变你已经得罪了蒋介石，而且是差点要了蒋介石的命，蒋介石怎么可能放过你？ 这话问得在理，但问错了顺序。 说起来，杨虎城走到兵谏这一步，不是哪天心一横定下的，是被人一步步逼到墙角，连最后一扇窗都堵死了。

1937年12月2日，一架飞机从武汉飞往南昌，机舱里坐着杨虎城和戴笠，落地之前，杨虎城也许还在想着怎样重返部队、奔赴抗日前线。可飞机一停，他就被便衣和宪兵控制，从此与外界失去自由。
很多人据此认定，杨虎城太糊涂。西安事变才过去不到一年，他已经和蒋介石结下大仇，居然还敢回来。
这种看法听起来很直接，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杨虎城回国，并不是突然头脑发热，更不是毫无戒心地自己送上门。1937年3月29日，杨虎城到杭州见蒋介石。
席间，蒋介石长时间指责张学良，话虽然冲着张学良说，实际上也是敲打杨虎城。杨虎城离开后曾对身边人表示，对蒋介石不能抱什么幻想。
，他知道危险，也知道对方没有真正放下西安事变。第二天，蒋介石提出让他出国“考察”。
表面理由是暂避各方不满，等过一段时间再回来任职。实际上，杨虎城的军权正在被一步步拿走。
4月30日，他的军政职务被正式免去，随后在不断催促下离开国内，前往欧美。到了这里，杨虎城并没有多少选择。

留在西北，部队已被拆分改编；公开反抗，既缺少条件，也可能重新引发冲突；接受出国安排，至少还能保留一个将来回国的机会。他不是看不出自己被排挤，而是在有限空间里寻找退路。
七七事变爆发时，杨虎城正在赴美途中。全面抗战开始后，他连续给国内发电报，请求尽快回国参战，却没有得到允许。
后来到了欧洲，他一面宣传中国抗战，一面设法寻找回国路线，甚至考虑经苏联、蒙古进入西北。他参与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本来就是停止内战、推动共同抗日。
现在全国抗战已经打响，让他长期待在国外，他很难接受。对一个带兵多年的军人来说，国难当头却不能回国，比失去职位更难忍受。
1937年9月下旬，事情出现转折。宋子文从日内瓦转来电报，大意是全国抗战已经开始，各方都在共赴国难，杨虎城虽没有接到正式召令，也可以主动回国。
杨虎城把这封电报理解为蒋介石已经默许他返回，于是放弃原来的绕道计划，开始准备东归。11月26日，杨虎城抵达香港。
第二天，宋子文专程来见他。11月28日，宋子文又转交消息，说蒋介石已安排戴笠迎接，让杨虎城到南昌见面。
电报、会面、接待人选一环扣一环，形式上都像是正式安排，并非街头传来的模糊消息。杨虎城真正的判断失误，就发生在这里。

他认为全面抗战已经展开，各方需要团结用人，蒋介石即使记恨西安事变，也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公开扣押一位主张抗日的将领。他看到了私人恩怨，却高估了抗战大局对权力报复的约束。
11月30日，杨虎城从香港飞往长沙，随后转赴武汉。12月2日，他在戴笠陪同下抵达南昌。
此前的客气话全部失去意义，所谓会面没有出现，迎接也变成了看押。他和随行人员被严密控制，连公开审判都没有，直接进入长期秘密囚禁。
现在回头看西安事变，更能看清杨虎城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判断。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继续逼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
两人反复请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均遭到拒绝。到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发动兵谏。
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名将领公开发表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爱国人士、召开救国会议等主张。这里面没有取代中央、自立政权的计划，核心目标是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主要力量转向抗日。
如果他们真想借机杀死蒋介石，后面的和平谈判就很难解释。12月17日，周恩来等中共中央代表抵达西安。
中共中央从民族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经过多方谈判，蒋介石离开西安，持续十多天的危局没有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内战。
因此，把西安事变简单说成“差点要了蒋介石的命”，并不准确。华清池行动中确实发生交火，也出现人员伤亡，局面具有很高风险，但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目标是兵谏抗日，不是预先安排处决蒋介石。
事件最后的处理方式，也印证了这一点。问题在于，政治目标可以公开说明，个人恩怨却不会自动消失。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后立即失去自由。杨虎城虽然没有同行，也很快被解除职务、赶往国外。
他应该明白，西安事变的和平结束，只是国家避免了一场新内战，并不代表他的个人处境已经安全。从1937年12月起，杨虎城先后被关押在南昌、湖南益阳、贵州息烽和重庆等地，时间长达近十二年。
外界曾发起要求释放他的活动，但始终没能改变他的处境。1949年9月6日深夜，他和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在重庆戴公祠遇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