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开国上将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回家问：“爸，你官多大？副总长与司令哪个官大？”张爱萍听完就给儿子转了学。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这所学校里大多是干部子弟，孩子们耳濡目染，小小年纪就开始互相攀比：谁的爸爸级别高，谁家配的车好，住多大的房子，时间一长，张胜也被环境影响。

有天同学问张胜父亲是什么职务，副总长和司令哪个更大，他答不上来，放学回家就当真问了父亲。

没想到张爱萍听完当场发了火，追着问是谁教他问这些的，在将军看来，孩子上学不比学习比家世，这风气本身就有问题，他素来不赞成子弟学校搞特殊化，觉得孩子泡在这种环境里，迟早会养出优越感忘了本分，学期一结束，张爱萍二话不说就给张胜办了转学，送进一所胡同里的普通小学。

开学前张爱萍特意跟儿子交底：“你和老百姓家的孩子没两样，将来吃饭要靠自己本事，”起初张胜和哥哥张翔都不理解，觉得父亲小题大做，直到多年后兄弟俩回想起这段经历，才明白父亲这是在给他们掐断“靠家世吃饭”的念头。

转学后的张胜，身边同学比的是谁成绩好、谁跑得快，再也没人打听他爸爸当多大官。

对长子张翔，张爱萍要求更严，1961年张翔凭优异成绩保送哈军工，读原子工程专业，本以为进了顶尖军校就能松口气，结果刚入学就被高强度军训打了个措手不及，半夜紧急集合、几十里野外拉练是家常便饭，加上物资紧张经常吃不饱，三个月下来人瘦了一圈。

张翔扛不住往家写信诉苦，盼着父亲能说句软话，结果回信只有一句：“越是不适应越要咬牙挺住，现在熬过去了，以后多大的坎都能迈过去，”父亲这封短信，等于断了他退缩的后路，张翔只能硬扛，半年后慢慢适应了军校节奏，从前最怵的长跑也能轻松完成。

后来哈军工校庆，张爱萍作为首长上台讲话，张翔站在台下远远看着，连上前打招呼的勇气都没有，还是彭雪枫将军的儿子彭小枫拉着他，才敢单独去见父亲一面。

那次见面还有个细节：彭小枫提出想转到热门的导弹工程系，张爱萍念及战友情分，又心疼他是遗腹子，就帮着向学校打了招呼，张翔见状也动了心思，跟着说自己也想转系，结果父亲像没听见一样，直接岔开了话题，这件事让张翔彻底明白：在父亲这里，别人家的孩子可以照顾，自己儿子绝不能走后门。

往后的岁月里，张翔确实没靠过父亲，特殊时期张爱萍受到冲击，张翔也受牵连被关押一年，后来又被下放到黑龙江的养殖场劳动，再后来病退回京，进了一家集体所有制电子厂当工人，从军工高材生到一线工人，落差不可谓不大，但他没抱怨，反倒利用下班时间啃完了计算机和电子技术的全套书籍，默默攒着本事。

七十年代中期，张翔凭借自学的技术功底进入二炮，从零开始搞军队信息化建设，当时我军指挥系统全是西文计算机，汉字处理是卡脖子难题，国外技术又严密封锁，他带着团队跑国外考察，白天看设备晚上琢磨方案，回国后连着熬了几个月，硬是搞出了国内第一套军用汉字微机系统，还拿了全国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套成果后来进了军事博物馆展览，开展当天张爱萍也去了，围着展台转了三圈，最后冲儿子点点头，嘴角难得露出一点笑意。

张翔后来官至第二炮兵副司令员，授中将军衔，成为我军信息化建设的开拓者之一，弟弟张胜则深耕军事理论，写出了《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成为研究父亲和我军历史的重要著作，兄弟俩各有成就，回头看全是当年父亲“逼”出来的结果。

张爱萍治家，核心就一条：不许搞特殊，老家政府出钱给他修缮旧居，他知道后自掏腰包把两万块钱退了回去；亲戚想打着他的名号找地方办事，他直接写信给当地政府，说凡是张家亲属托关系的一律回绝，家里饭桌上从不谈职务待遇，反倒常讲战争年代老百姓送军鞋、救伤员的故事。

张爱萍将军去世后，家人整理遗物，在他书桌抽屉里发现一个铁盒子，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子女们历年的奖状复印件，最早一张是张翔在哈军工立三等功的证书，纸都泛黄了，一辈子嘴硬的老父亲，从没当面夸过孩子一句，却把他们的每一点成绩都悄悄收在了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