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只有中国、日本、越南和南北朝鲜这五个国家的多数人口是使用筷子的

王晴佳长期从事史学史、亚洲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他在中国和美国接受教育，1992年起在美国罗文大学任教，2022年成为该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首位杰出教授。他关注的不只是帝王、战争和制度，也把目光投向红薯、餐具等日常物件，试图从普通人的衣食住行中寻找文明交流的线索。

2010年前后，王晴佳开始系统整理亚洲各地关于筷子的文献、考古材料和饮食习惯。他发现，人们每天拿在手里的两根细棍，背后连接着农作物种植、食物加工、家庭结构、礼仪秩序和区域交流。经过多年研究，他出版了《筷子：饮食与文化》，从筷子的出现、用途变化，一直写到它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传播。中文版本出版后，这项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关注。

这项研究最有价值的地方，是把筷子放回真实的生活过程。早期中国人并非每顿饭都只用筷子，勺、刀和箸常常同时出现。主食结构发生变化后，筷子的地位才逐渐提高。谷物被蒸煮成饭，面食被切成较小的块状，肉和蔬菜在下锅前完成切配，进餐时便不必再拿刀分割。两根轻巧的细棍，正好适应了热食、合餐和精细切配的饮食方式。

“中国、日本、越南和南北朝鲜”，实际指中国、日本、越南、朝鲜、韩国五个国家。若按照多数居民长期形成的主要用餐传统来划分，它们构成了最典型的筷子文化核心区。这个说法不是指其他地方没人用筷子。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华人社区同样广泛使用筷子，欧美城市里的亚洲餐馆也很常见。区别在于，筷子是否进入大多数家庭的日常饭桌，并成为代代相传的基础技能。相关研究常把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和越南放在同一个筷子文化区域内。

这一文化区域的中心在中国。中国人使用“箸”的历史至少可以从先秦文献中得到印证。早期的箸更多用于从汤羹里夹取菜肴，米饭、粥和汤仍由勺子承担。汉唐以后，面条、饺子、切成小块的菜肴越来越常见，筷子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围桌共食的家庭结构也让较长的筷子更加方便，夹菜、拨面、挑刺、搅拌都能完成。

筷子向朝鲜半岛传播的时间较早。古代半岛政权与中国长期保持人员、文字、制度和物产往来，“箸”与汉字、礼制和饮食技术一道进入当地生活。朝鲜半岛没有完全照搬中国的用餐方式，而是保留了勺筷配合的传统：勺子负责米饭、汤和拌饭，筷子负责泡菜、肉类和小菜。韩国常见扁平金属筷，朝鲜也有金属或木质筷具，这与当地餐食结构及器具制作传统有关。

日本接受筷子文化，与古代中日交往、遣隋使和遣唐使活动密切相关。早期筷子曾用于祭祀和宫廷礼仪，后来逐渐进入普通家庭。日本饮食中鱼类较多，处理鱼肉和挑取细刺需要较灵活的尖端，因此日本筷通常比中国筷短，前端也更细、更尖。木材和竹材是常用原料，漆筷、杉木筷和一次性木筷发展出大量不同样式。

越南是东南亚国家中筷子传统最稳定、覆盖面最广的国家之一。它与中国山水相连，历史上的人员迁徙、农耕技术传播、文字使用和制度交流持续时间很长。水稻、米粉、河粉、鱼类和蔬菜构成了当地常见饮食，这些食物与中国南方许多地区较为接近，为筷子长期使用提供了生活基础。

越南筷一般较长，常用竹木制作，外形与中国筷较为接近。家庭成员围坐共享菜肴，筷子可以夹取鱼肉、蔬菜、米粉，也能在烹调时搅拌和翻动食材。越南曾长期受到法国饮食文化影响，城市餐厅里也能见到刀叉，普通家庭并未放弃筷子。外来餐具成为补充，没有取代原有的饮食习惯。

这五个国家能够长期保持筷子传统，关键不只是受到中华文化影响，还在于食物形态与筷子的功能相互配合。以稻米为主的农业、热食传统、提前切配的烹饪方法、多人共享菜肴的餐桌结构，共同提供了适合筷子生存的环境。文化传播只是起点，能否延续，还要看器具是否真正方便。

进入近现代以后，筷子的传播不再只依靠古代使节、商人和移民。中餐、日本料理、韩国料理和越南餐馆遍布各洲，寿司、拉面、火锅、米粉等食物也让更多人接触筷子。许多海外消费者可以熟练使用筷子，却不一定遵守东亚家庭中的全部礼仪。筷子由区域性的日常餐具，逐步变成世界能够识别的东方文化符号。

传播范围扩大，并不意味着各地筷子会变成同一种样子。中国筷依旧较长，日本筷仍偏短尖，韩国金属扁筷辨识度很高，越南竹木长筷也保留着自身特点。形状上的区别记录了各地常吃什么、怎样坐、如何分餐或合餐。器具越普通，越容易保存真实生活留下的痕迹。

王晴佳研究筷子的工作也给这段历史留下了一个清楚的落点。他没有为筷子寻找一个未经证实的发明者，而是沿着考古、文献、农业和饮食习惯，讲明它如何从中国人的烹饪工具发展为东亚多国的日常餐具。筷子的故事没有停在某个朝代，也没有停在国界线上。它仍在每一顿饭里被拿起、放下，又随着人员往来继续传向更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