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底，安徽蚌埠。区长助理于英生的妻子在家中遇害，脖子上有刀伤，屋里被翻乱，还开了液化气。警方很快锁定于英生。他说自己那天在单位，没有作案时间。但那些证据，像幽灵一样缠上了他。
于英生被判死缓，上诉后改无期。他在监狱里始终不认罪。他父亲为给儿子申诉，跑了10年，最终还是含恨离世。于英生的岳母，也一直认定他就是杀害自己女儿的真凶。
这个案子有两个关键物证：现场有一枚陌生人的指纹，还有死者体内的精子DNA，都跟于英生无关。但这些证据在侦办过程中，要么被忽视，要么被作出“无法排除外人进入”的解释。
2013年，安徽省检察院主动复查此案，调阅了当年的侦查内卷。发现一份被藏起来的手写指纹报告，上面写着“发现外人指纹”。这份报告在正式起诉时，消失了。

最高检向最高法发再审建议。2013年8月13日，安徽高院宣告于英生无罪。更关键的是，法院宣判当天，就向公安发司法建议：缉拿真凶。
公安重启调查，用当年保存的DNA样本比对现代数据库。最终锁定了一个人——蚌埠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三级警督，武钦元。
他是警察，熟悉现场，故意割颈、开液化气、翻乱东西，伪装成入室强奸杀人，把侦查方向引向于英生。
17年，一个家庭被彻底撕裂。于英生出来时，儿子已长大成人，父亲已去世。他后来拿到国家赔偿，恢复公职，但说心里永远有个无法愈合的口子。

这个案子，不是靠“真凶再现”翻案，而是靠“证据不足”纠错。它推动了中国司法真正走向“疑罪从无”。
我们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别人的人生。
你们怎么看这个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