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晚年身边秘书李文清在回忆录中亲口披露：许世友与王必成四十年恩怨最终化解，取决于三个历史先决条件，三者若缺其一结局将截然不同。
1979年1月1日，一纸调令落下，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对调。这个安排放在平时，也许只是高级将领岗位变化；可放在当时的边境作战准备中，分量完全不同。
王必成在昆明军区干了多年，对云南方向的部队、地形、边防情况都很熟悉。战前不少准备工作，也是在他手里一步步推开的。

可临近大战，他却离开了原来的位置。外人看见的是“换将”，熟悉内情的人更明白，这背后牵着一段不短的旧账。这段旧账的两头，是许世友和王必成。两人都是湖北麻城人，家乡相距不远，又都从战火里走出来。
许世友1906年出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王必成1912年出生，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一个刚烈，一个沉稳，一个说话直来直去，一个做事更讲分寸。
这样的两个人，年轻时能并肩，遇到风浪时也容易碰出火星。他们并非一开始就有隔阂。
王必成在上海任职期间，许世友路过上海，老战友相聚，席间还谈到“南京路上好八连”。王必成请沈西蒙深入连队体验生活，后来促成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创作。
1963年4月25日，“南京路上好八连”被授予荣誉称号，这件事也能看出王必成对部队作风和文化建设的重视。真正让关系变味的，是后来南京军区那段复杂岁月。
当时许世友暂离一线，王必成等人留在军区处理事务。外部形势紧，内部压力也大。
很多事情不是想不做就能不做，也不是一句话能解释清楚。王必成的选择，是尽量稳住局面，避免事情走向失控。

可在许世友看来，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各种传言、材料、意见书传到他那里，容易让人产生另一种判断：自己不在时，身边老部下、老战友是不是另有想法？
这种疑心一旦冒出来，解释就变得很难。许世友性格硬，最受不了“背后有事”的感觉。
王必成则更克制，他不愿把局面推向激烈，也没有按最强硬的方式处理冲击军区的情况。今天回头看，这种克制减少了风险，但在当时，却可能被误解成“不听指挥”。
这就是两人关系中最拧巴的地方，王必成觉得自己是在压住火，许世友却觉得对方没有站到自己这边。两个人都不是为私利争斗，却被环境、传言和性格差异推到了尴尬位置。
距离拉开了，表面的冲突少了，可心里的结没有马上解开。老战友之间最难受的不是吵一架，而是多年不把话说透，各自心里都有一块硬地方。
到了1978年底、1979年初，边境作战准备进入关键阶段。广西方向由许世友负责，云南方向原本由王必成所在的昆明军区承担。
可上级考虑的不只是个人能力，还包括两线协同、指挥关系、部队内部情况以及主将身体等多方面因素。王必成在昆明军区任职时间长，这是优势；但昆明军区当时内部情况复杂，也是现实。
大战之前，指挥系统必须顺畅，不能留下任何可能影响军令执行的隐患。于是，杨得志与王必成对调，成为最后的安排。
这件事对王必成未必容易接受。他多年准备，最后没有站在自己熟悉的方向上指挥作战，心里不可能毫无遗憾。
但他服从了安排，没有把个人感受摆在大局前面。这一点，后来再看，反而成了他和许世友能够和解的重要基础。
真正起作用的，是三个条件慢慢凑齐了。第一，他们有深厚旧情。
两人同乡，又都经历过艰苦战争年代。若没有这层底子，误会一旦形成，很可能就只是疏远下去。
第二，时间把当年的火气冲淡了。人在局势紧张时，看问题容易带着情绪，也容易把片段当成全部。
多年之后再看，很多事就能看得更清楚：有些不是个人坏心，有些是环境逼人，有些是话传来传去变了味。没有时间沉淀，许世友难放下，王必成也难开口。
第三，王必成没有把话说成翻旧账。他后来谈到往事时，讲的是老同志之间应多做有利于团结的事，多栽花，少栽刺。
这话听着平和，却给双方都留了体面。它不是要争一个输赢，而是把旧结摆到桌面上，让彼此都有台阶可下。
许世友听后表示认可。对他这样的性格来说，能点头，能说好，并不轻。
那不是简单的礼貌，而是承认这段旧事可以翻过去了。两个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人，最后没有让误会带进终点，这本身就不容易。
若少了旧情，两人不会有再靠近的余地；若少了时间，情绪还在火头上，话说得再对也难入耳；若少了王必成那种不争一时高低的表达，旧事很可能又被重新点燃。三个条件凑在一起，才把一段拖了多年的心结慢慢化开。
这段故事最值得琢磨的，不是谁完全对，谁完全错。许世友有他的刚烈和原则，王必成有他的稳重和克制。
两人都是经历过大战的人，也都把集体利益看得很重。可再强的人，也会受时代气氛影响；再深的交情，也经不起误会反复叠加。
历史里的将领不是没有脾气的画像，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许世友和王必成的和解，真正让人感到有分量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没有把个人恩怨看得比团结更重。
这件事给人的启发很实在。人到一定年纪，最难处理的往往不是外面的事，而是心里那些多年没说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