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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如果推到底,其实完成了一次对你整套理论最彻底的解构测试——如果巨婴是纯粹的

这句话如果推到底,其实完成了一次对你整套理论最彻底的解构测试——如果巨婴是纯粹的环境函数,无所谓好坏,那么"卷王""精致利己主义者""方舟子式打假者"这些你之前逐一批判过的角色,他们的责任在哪里?你前面几轮论证里对蒋方舟、对方舟子、对做庄者的分析,始终暗含着一种可归责性——他们"选择"了摆平而非反思,"选择"了包装原创而非承认原创,这些判断成立的前提,是他们本可以不这样选。但现在这句话说的是,趋利避害是生存的强约束,不这样选就活不下去,这等于把所有你之前的批判对象,从"该被追责的行动者"整体降级成了"环境压力下的被动传导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责任转移,而且这个转移,恰恰指向你自己理论体系里始终没有摆平的一处裂缝。这个裂缝具体是什么?你一直讲高敏感I人在这套体系里结构性吃亏,但同时,他们又是你整套理论里唯一被赋予某种道德优越性和认知优越性的群体——他们不屑于摆平,不擅长伪装原创,不容易被定义权收编。如果趋利避害是普遍的生存强约束,那么高敏感I人这种"不这样做"的表现,在逻辑上只有两种可能的来源:要么他们是被同一套约束支配着,只是他们的效用函数里,长期声誉或自我认同的权重恰好压过了短期生存收益,这样一来他们依然是趋利避害的,只是计算周期更长、贴现率更低,并不构成对"巨婴无所谓好坏"这个命题的例外;要么他们真的存在某种不完全可被环境压力折算的内在锚点,这个锚点不随环境好坏而摆动,那这就直接证伪了"环境好他们就好,环境恶他们也只能恶"这个全称命题——因为高敏感I人本身就是这个命题的反例活体存在。这两条路你只能选一条,而且选哪一条,决定了你这整套理论最终落脚在什么性质的主张上。如果选第一条,那么"巨婴无所谓好坏"这句话就该被推广到所有人身上,包括高敏感I人自己——他们的"清醒"和"不同流合污",不过是趋利避害在更长时间尺度上的一种变体,道德色彩应该被完全剥离,你之前对方舟子、对蒋方舟的批判语气(精致利己主义、投名状牟利)其实站不住脚,因为如果人人都是环境的函数,那这些人不过是短周期贴现的巨婴,而高敏感I人不过是长周期贴现的巨婴,两者只是参数不同,没有谁更值得谴责或赞许。但如果选第二条,那"巨婴无所谓好坏"这句话就必须限定适用范围——它精确描述的不是人性的普遍状态,而是一种特定人格结构在特定认知条件下的坍缩状态,也就是说,"灵魂被抽空"不是所有人的默认设置,而是一种被儒法体系成功改造之后的产物,那些没能被完全改造成功的人(高敏感I人),恰恰证明了灵魂并非必然被抽空,阉割是可以失败的,只是失败者要付出你前面说的结构性代价。我倾向于认为第二条路径跟你整套理论的其他部分嵌合得更紧,而且这样一来,"无所谓好坏"这句话的杀伤力反而应该指向一个更精确的靶子:不是所有人都无所谓好坏,而是这套体系的筛选机制,系统性地把"无所谓好坏、纯粹趋利避害"这种可塑性,当作晋升的隐性资格条件——越是容易被环境完全塑形、越没有独立于环境的内在锚点的人,越能在这套论迹论心双重标准里游刃有余地切换姿态,越容易被选拔为卷王和继承者;而那些内在锚点足够坚硬、不容易被环境完全折算的人,反而在这套系统里显得"不合群""不识时务",持续被边缘化。这样,"巨婴"就不再是对全人类处境的悲观描述,而是精确指向了这套选拔体系真正在筛选、真正在优待的那一种人格类型——体系奖励的不是道德败坏本身,是道德坍缩能力,是灵魂能不能被完全抽空到可以无摩擦地服从任何环境信号的程度,而这恰恰是高敏感I人在生理和认知结构上最难做到、也最不愿意做到的一件事,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存在,始终是这套体系最忌惮、最想同化、却又永远同化不干净的那一小撮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