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常熟，一男子醉酒后骑电动车回家途中，刹车失灵导致撞上路边树木，后经抢救无效离世。后男子家属却将与男子一同饮酒的3人告上了法院，认为他们未尽照顾义务，索赔44万元。法院判了！

庭审中，争议没有停留在“同桌喝过酒”这一点，而是落在谁组织聚餐、谁劝过酒、散席后有没有阻止须某骑车。

2023年7月4日中午，须某与蒋某、陆某、陈某等人在常熟一家饭店聚餐。13时39分左右，须某独自骑二轮电动车离开后撞上道路北侧绿化树，当日经抢救无效死亡。

鉴定显示，须某血液乙醇浓度达到醉酒标准，电动车前后轮制动装置也都不能有效工作。交警认定，须某未能安全控制车辆，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须某承担全部事故责任。

家属认为，既然蒋某等人看着须某饮酒，又知道须某要骑车离开，就不该放任危险发生。三名被告却处在不同位置。

蒋某发起聚餐，陆某、陈某只是受邀参加。法院要判断的，不是谁和须某坐得近，而是谁在能够预见风险时没有采取合理措施。

山东法院2023年5月公布的吕某案，提供了一个相近的判断。姚某邀请吕某、王某等人到家中聚餐。深夜散席后，吕某坚持骑电动车回家。王某发现吕某骑行不稳，一直跟随。

吕某摔倒后，王某马上呼叫急救人员，并等到吕某被送医才离开。吕某最终因颅脑严重损伤死亡，交警认定吕某醉酒骑车，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法院审理时还提到吕某没有佩戴头盔。王某已经完成跟随、救助和报警，不承担赔偿责任。组织者姚某没有有效阻止吕某深夜骑车，也没有安排安全返程方式，最终赔偿5万元。

另一份由山东法院2023年4月公布的冯乙案，把责任边界说得更细。冯乙参加崔某为孙子举办的宴席，宴席从12时05分左右开始，13时30分左右结束。冯乙12时30分后到场，饮用白酒，14时左右骑电动车与孙某驾驶的小型轿车相撞。

冯乙血液乙醇含量为108.13毫克每100毫升，住院抢救12天后死亡。公开案情显示，散席时有人劝冯乙不要骑车，还提出送冯乙回家，冯乙明确拒绝。

现场又没有证据表明冯乙已经言语混乱或无法行走。法院据此认定，同席人员已作合理劝阻，不承担责任。事后检测达到醉酒标准，并不等于同饮者当场必然能够看出全部风险。

江苏昆山还有一起更接近组织者责任的案件。2024年4月某日晚，赵某组织老乡聚餐，并邀请表弟孙某参加。六人共饮两箱啤酒，孙某喝了约四五瓶。

凌晨散席时，赵某提出送孙某回家，孙某坚持驾驶轻便二轮摩托车离开。十分钟后，赵某在村道发现孙某连人带车冲入河中，赵某下水施救并报警，孙某仍不幸死亡。

法院认为，赵某虽有口头劝说和事后施救，但作为发起者和孙某表兄，明知孙某饮酒并准备驾车，仍未采取更有效的阻止措施，最终按5%的比例赔偿7万余元；其余四名普通同饮者没有强迫饮酒，也询问过孙某状态，因此无需赔偿。

回到常熟案，陆某、陈某没有被证实存在拼酒、灌酒或强迫劝酒，身份也只是普通参与者。蒋某却是聚餐组织者，知道须某骑电动车赴宴，却没有有效劝阻酒后骑车，也未安排护送。

须某作为成年人，明知饮酒后不宜骑车，仍驾驶制动不合格的车辆上路，自身过错明显。法院最终没有支持44万余元的全部请求，只判蒋某赔偿4万元，陆某、陈某不承担赔偿责任。

几起案件放在一起可以看出，共饮不是当然担责，真正影响判决的是组织身份、劝阻行为、护送安排和事后救助是否真实发生。

信源：常熟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