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说：““毛主席先后六次接见我，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


六次接见当然有个人关怀，可若只停在“领袖器重科学家”这一层，便解释不了另一件更重要的事：一个刚从美国归来的学者，怎样在十多年间成为中国导弹、火箭和航天事业的重要组织者？

1955年10月，钱学森回到中国。
他带回来的，是空气动力学、火箭技术和工程控制论方面的深厚积累；摆在眼前的，却是另一副局面。中国没有完整的导弹工业，专业人才稀少，试验设备不足，科研院所、军队和生产部门之间也缺少成熟的协作方式。

个人学问再高，若没有机构、经费、队伍和长期规划，也只能停在纸面上。

1956年初，毛主席在政协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等场合同钱学森接触。

谈话涉及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也谈到物质是否可以继续分割。毛主席还把钱学森的座位从第三十七桌调到第一桌，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并以“五个师”形容他的价值。这类安排看起来只是一次礼遇，实际传递的信号十分明确：新中国需要科学家，而且愿意把归国知识分子放到国家建设的核心位置。

对钱学森来说，这份信任并没有停在宴会厅里。
1956年2月，他提出建立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对机构设置、人员组织和发展步骤作出系统设想。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他出任院长。

一个人的专业判断，开始变成国家工程。
同一年，中国着手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导弹、自动化、电子计算机等项目被列为紧急任务。钱学森参与其中，但真正推动这些项目向前的，是中央决策、科研院所、军工部门和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形成的组织力量。毛主席给出的方向，只有经过机构和队伍，才可能变成图纸、零件、试验场和一轮轮失败后的重新计算。

1958年，毛主席参观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展览会，再次同钱学森交谈，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判断后来有了更严峻的现实背景。苏联专家撤走后，许多项目失去外援，中国只能自己补课。

人才断层、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资料不全，每一项都压在科研人员肩上。

独立自主并不意味着只凭热情往前冲。
那几年，一些科技目标定得过急，群众运动也曾干扰科研秩序。导弹和航天工程却有自己的脾气，计算错一位数，材料差一点，试验就可能全部推倒重来。

政治决心可以决定“必须做”，却替代不了工程验证。

1964年2月，毛主席同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等人谈科学工作，反导问题被提上桌面。此前，聂荣臻已组织有关人员研究技术路径。

会谈后，钱学森主持反弹道导弹技术讨论，相关任务逐步形成“640工程”。

这项工程后来没有按最初设想完成。反导技术跨度太大，投入又高，同当时中国的经济和工业条件并不完全相称，研制中留下了弯路，也消耗了大量时间和资源。预警雷达、测控、再入物理等方向在探索中积累了人员和经验，后来被其他国防与航天项目吸收。方向可以打开一片新领域，能走多远，仍要看国家能力能否托住它。

1964年底，毛主席再次接见钱学森。
那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导弹和核武器怎样结合，仍是国防建设中的关键任务。毛主席既肯定钱学森的工作，也要求知识分子同劳动群众结合。钱学森后来把这理解为一次政治教育。科技专家在当时既拥有重要岗位，也被要求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秩序，这正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几天后的五一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又同钱学森交谈。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较明确的会见。

此时，钱学森已经从一名归国学者，走到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组织中枢。
但“东方红一号”升空，靠的并非某一次谈话，也并非钱学森一人。赵九章、孙家栋、任新民以及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技术人员，把国家意志拆成了一个个部件、一张张图纸和一次次地面试验。

六次接见贯穿了钱学森回国后最关键的十五年。
它们给他的，是政治信任、战略方向和组织位置；真正把这些东西变成国防能力的，是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安排，也是大批科技人员在长期试验中付出的代价。

1956年，钱学森的席签从第三十七桌移到第一桌。
几个月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

十四年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飞过头顶。那张被移动的席签没有制造导弹，却标明了一个国家准备怎样对待科学，也标明了钱学森此后要站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