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1年，刘曜攻陷洛阳，抓走了晋怀帝，公元316年，刘曜又拿下了长安，抓走了晋愍帝，西晋就此灭亡。
洛阳城门被打开时，西晋其实已经只剩下一副空架子。皇帝还坐在宫里，诏书也照常发出，可城外没有可靠的军队，城内没有足够的粮食，各地州镇更是谁也不愿拿出全部家底来救援。
刘曜的大军给了西晋最后一击，真正拖垮这个王朝的，却是此前多年不断扩大的裂缝。
这道裂缝，最早来自司马家族内部。八王之乱持续十多年，诸王轮番控制朝廷，今天结盟，明天反目。中央军被反复消耗，地方官也逐渐学会了观望。
等到晋怀帝司马炽即位，他名义上是天下之主，实际却受东海王司马越牵制。朝廷内部各有打算，许多政令根本出不了洛阳，更谈不上调动全国兵马。
公元311年三月，司马越病死在外。跟随他的军队护送灵柩返回封国，途中遭到石勒袭击，宗室、官员和大批军民死伤。洛阳本来就缺粮，这一下连城外最后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也没了。
晋怀帝曾想离开洛阳避难，宫中却找不到合用的车马。他只得带着少数人步行出宫，走到铜驼街，又遭到抢掠，最后只能狼狈返回。
皇帝想逃，连一辆车都凑不出来，这座都城还能守多久，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六月，刘曜、王弥等人的军队逼近洛阳。王弥抢先冲入城中，刘曜随后进入京师。晋怀帝从华林园一带逃出，想往长安方向走，没跑多远便被追兵抓住。
宫庙被焚，官署遭到破坏，大批官员和百姓死于战乱。晋怀帝被押往平阳，从一国皇帝变成刘聪手中的俘虏。曾经统一天下的西晋朝廷，就这样在自己的都城里失去了皇帝。
洛阳陷落后，获胜的一方并没有马上形成稳定局面。王弥认为洛阳位于中原腹地，城池、宫殿都是现成的，可以劝刘聪把都城从平阳迁来。
刘曜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洛阳四面受敌，长期驻守会消耗大量兵力，不愿接受王弥的建议，离开前又焚毁了城中不少建筑。
两人本来就为谁先入洛阳、谁的功劳更大而不满，这场争执让矛盾彻底摆上了台面。王弥随后率部向东，打算回青州另建根基，还暗中准备联合曹嶷对付石勒。
消息却落到了石勒手中。石勒表面继续示好，暗地里设下圈套，最终杀掉王弥，并吞并了他的部众。参与攻打西晋的几路人马很快各走各路，彼此争斗，可西晋已经虚弱到无法利用对手之间的裂痕。
更容易被忽略的是，长安在311年也曾失守。
洛阳被攻破两个月后，刘聪之子刘粲攻入长安，镇守关中的南阳王司马模投降后被杀。也就是说，西晋在这一年里，洛阳和长安先后落入汉军之手。
后来贾疋、麴允等关中地方力量重新集结，赶走汉军，把秦王司马邺迎到长安。公元312年，司马邺被立为皇太子，西晋才在关中重新竖起一面旗帜。
这次恢复主要靠地方自救，并不是洛阳朝廷重新组织起了全国力量，因此根基从一开始就很脆弱。
公元313年，晋怀帝在平阳遇害的消息传到长安，司马邺正式即位，史称晋愍帝。
这个小朝廷没有完整的疆域，也没有稳定的财赋。它能够继续维持，主要依靠关中一些将领和地方力量支持。表面上看，晋朝又有了皇帝；实际上，朝廷能直接调动的兵力和粮食十分有限。
刘曜没有急着强攻长安，而是一步步剪断它与外界的联系。
公元316年七月，他攻取北地，击败前来救援的晋军；八月逼近长安。焦嵩、竺恢、宋哲等人都曾带兵来救，却惧怕刘曜兵势，停在外围不敢推进。
胡崧一度击败刘曜，却又担心其他晋军将领因此势力坐大，没有继续追击，反而带兵退走。
这一幕很能说明西晋末年的病根。援军不是完全没有，能打仗的人也不是一个都找不到，可将领之间彼此猜疑，都在盘算保存自己的实力。
长安就在眼前，他们却迟迟不肯合力向前。刘曜因此有了喘息之机，很快攻破外城。晋军退入小城，城内外的联系从此断绝。
到了十一月，长安粮食耗尽，米价涨到一斗值金二两，城中死者超过一半。太仓里只剩几十块酒曲，守城者把它磨碎熬粥，勉强供给晋愍帝，没过多久也吃完了。
此时仍守在城里的凉州士兵只剩千余人。继续守下去，已经不是能不能打赢的问题，而是城中还要饿死多少人。
晋愍帝哭着对群臣说，外面已经没有援兵，自己愿意忍辱投降，换城中百姓一条生路。刘曜接受投降，将晋愍帝和公卿押往平阳。公元316年，西晋最后的中央政权至此终结。
晋愍帝后来被封为怀安侯，公元318年遇害。司马家族并没有从历史上消失，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新的晋朝政权，史称东晋。
但东晋立足江南，已经不是原来的西晋。洛阳、长安连续失守后，北方进入长期分裂和战争，大批百姓被迫迁徙，原有的社会格局也随之改变。
在我看来，西晋灭亡不能只理解为刘曜打赢了两场攻城战。更深的一层，是一个朝廷失去了调动资源、约束将领和保护百姓的能力。洛阳缺车、缺粮、缺兵，长安明明出现过援军，各路将领却互相观望。这些细节比任何豪言都更能说明问题。外部进攻固然猛烈，内部长期争权、地方各自为政，才让两位皇帝接连成为俘虏。一个王朝真正危险的时候，往往不是城墙已经倒下，而是所有人都知道应该救，却没有人愿意共同承担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