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54年，后周皇帝柴荣刚登基不到一个月，北汉就联合契丹三万铁骑杀过来了。更要命的是，开战没多久，后周右翼主力直接临阵投降，上千骑兵集体跳反。

954年正月郭威去世，柴荣刚继位，朝廷内部还没有完全稳下来。北汉刘崇选择这个时候南下，目的也很清楚：新皇帝威望还没立起来，如果第一仗就被打垮，各地握兵的将领会怎么看后周，恐怕比损失多少士兵更加要命。
刘崇为此还拉上了契丹。
二月，契丹援军抵达晋阳，北汉军随后向南推进。前线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紧，柴荣最后决定离开开封，自己北上。这个选择风险很大，因为皇帝一旦败死，后周几乎连重新组织权力的时间都没有。
可柴荣同样知道，自己如果不去，风险未必更小。
他继承的是郭威留下的江山，却不能只靠郭威留下的威望。对于一个新皇帝来说，尤其是在五代这样的环境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军队亲眼看到：这个皇帝能不能压住阵，能不能带他们打赢。
三月，高平南面的巴公原，两军终于正面撞上。
战斗开始以后，后周右翼很快出了乱子。樊爱能、何徽部后撤，士兵成片溃散，北汉军顺势猛攻。此时后周的援军还没有全部赶到，如果中军再跟着动摇，柴荣这次亲征很可能就会变成一场灾难。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往后走。
柴荣带着身边的亲军向前，把自己摆到了能够看见战斗、甚至能够受到敌军箭矢威胁的位置。这个动作的价值，并不只是“皇帝很勇敢”。真正重要的是，那些还在战场上的后周士兵突然发现，右翼跑了，可皇帝还在。
军心因此有了落脚点。
赵匡胤、张永德等将领开始组织反击。赵匡胤亲自领兵向前，张永德也带部队从另一方向压上。原本正在扩大的缺口，被还没有溃散的部队一点点顶住。
北汉军此时也出了意外。
前锋张元徽正在追击过程中战马倒地，被后周军杀死。北汉原先猛烈的攻势受到影响，后周军却越打越稳。等到后军刘词所部赶到，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已经和开战时不同。
刘崇只能向北退。
高平这一仗，柴荣算是从悬崖边上把局面拽了回来。但他回到军中以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并不是庆功，而是追究为什么自己的军队差点从内部垮掉。
这才是高平真正改变后周的地方。
樊爱能、何徽不是刚入伍的小兵，而是有资历、有部曲的高级将领。过去几十年里，中原皇帝对这种人物往往很难处理。杀得重了，怕其他武将兔死狐悲；放得轻了，又会让人觉得军法只是摆设。
柴荣选择了前一种。
樊爱能、何徽以及一批临阵失职的将校被依军法处置，与之相反，在高平死战不退、立下战功的人得到提拔。赵匡胤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在后周军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
柴荣显然看出一个问题：后周真正缺的不是士兵，而是一支皇帝能够真正指挥的军队。
随后他重新整顿禁军，裁汰老弱，从各部挑选精壮士兵。这样做的意义，比多招几万人更大。过去军队容易跟着将领走，现在则要逐渐变成由中央掌握的力量。
高平因此不只是一次军事胜利，也是柴荣建立个人权威的起点。
此后几年，后周连续对外用兵。西面对后蜀取得秦、凤、成、阶等州，南面与南唐交战，夺取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大片地区。到了959年，柴荣又亲自率军北上，短时间内连续取得数地。
959年北伐途中，柴荣患病回师，当年六月去世。继承皇位的柴宗训年纪太小，而此时后周最有战斗力的禁军，却掌握在一批久经战争的将领手中。
半年多后，陈桥兵变发生，赵匡胤建立宋朝。

对刚登基的赵匡胤来说，这同样不能被看成一场普通地方叛乱。
如果李筠长期占据上党，其他手握重兵的人很可能继续观望。于是宋军迅速北上，石守信、高怀德等将领先行作战。到了六月，赵匡胤又亲自赶往泽州前线，最终李筠兵败身亡。
六年时间，两位新皇帝，两次发生在同一片区域附近的军事危机，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
皇位换了主人以后，军队到底听谁的？
柴荣在高平给出的答案，是皇帝本人必须先让军队相信他能打仗，随后再用军法和整编把这种威望固定下来。赵匡胤后来面对的事情更加复杂，他不仅要打败反对自己的节度使，还要解决一个延续几十年的老问题：不能让任何一名将领重新拥有左右皇位的能力。
这也正是高平之战最值得看的地方。
真正改变后周命运的，不只是柴荣冲到阵前那一刻，而是右翼已经崩了以后，他仍然没有失去对剩余部队的控制；仗打完之后，他又没有把胜利只当成一次侥幸过关，而是顺势调整军队。
五代几十年的乱局里，会打仗的皇帝和将领并不少。
难的是打赢以后知道问题在哪里。
高平让柴荣坐稳了皇位，也暴露出五代军队最致命的毛病：将领一动摇，部队就可能跟着走；中央如果控制不了军队，再大的疆土也守不住。柴荣随后几年所做的很多事情，实际上都围绕着这一个问题展开。
而六年后，赵匡胤面对李筠时，又碰上了同样的考验。
从高平到泽州，表面看是两场战争，真正贯穿其中的却是一场更漫长的变化：中原王朝开始想办法把决定皇帝去留的兵权，从各路武将手里一点点重新收回来。高平那场差点失控的大战，也因此成为五代走向宋初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