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党内少数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理解，打着否定两个凡是的旗号，企图全面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建国后前三十年所取得伟大成就，在这紧要关头，老将军黄克诚大将挺身而出，勇敢地站出来，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仗义直言。


1980年11月26日，中央纪委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正在京西宾馆举行。

七十八岁的黄克诚双目失明，在秘书搀扶下走进会场。他谈党风，谈经济工作，讲到如何评价毛主席时，话锋变得沉重。那天，他面对的是一种已经露头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毛主席说得一无是处，还有人准备连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一起丢掉。

当时，拨乱反正已经展开。
否定“两个凡是”、恢复实事求是，是摆脱思想僵化必须迈出的一步，却不等于可以全盘否定毛主席。黄克诚警惕的是另一种走极端的倾向，有人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不断放大，又由这些错误推翻他的历史功绩，贬低毛泽东思想，连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的建设也一概看低。

旧的教条需要纠正，换一种方式继续把历史说绝，同样站不住脚。

这番话由黄克诚说出来，格外有分量。
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被错误地划入“反党集团”，长期受到审查和打击。1980年7月，中央才正式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若沿着个人遭遇往回算账，他有太多委屈可讲。

可他没有用自己的伤痛裁剪历史。
晚年的严重错误，他承认；阶级斗争扩大化、党内民主受损和经济建设急于求成造成的后果，他也没有回避。

黄克诚接着问了一句很重的话：建国以来党所犯的错误，怎么能都算在毛主席一个人身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时，他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些决定经过集体讨论，他没有坚决提出反对意见。大跃进中，许多干部浮夸虚报，执行时层层加码，也使错误越滚越大。

既然决策和执行都牵涉许多人，事后便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已经去世的领袖。



谈到毛主席的历史功绩，黄克诚没有只讲感情。
他回顾中国革命几次面临失败危险的关口，谈井冈山道路，谈遵义会议后的转折，谈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选择，也谈全国胜利的形成。

可在许多重大关头，确实是他的判断改变了党的方向。
抽掉这些事实，中国共产党怎样从力量弱小、屡遭挫折走到建立新中国，也就说不清了。

他还把个人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分开。
毛泽东思想不是毛主席所有言论和决定的简单汇编，更不能把晚年的错误塞进这套理论之中。它形成于长期革命实践，也吸收了全党的集体智慧。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不能因为个人崇拜曾经存在便统统抛弃。
反对“两个凡是”，针对的是把领袖言论教条化；坚持毛泽东思想，留下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黄克诚的讲话整理后，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并未立即公开。
1981年3月，稿件经总政治部报送邓小平。邓小平认为讲得好，请胡乔木帮助修改。4月10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刊出《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次日《人民日报》转载。

黄克诚把当时纠缠在一起的几件事摊开了：错误必须纠正，功绩不能抹掉；个人崇拜应当反对，毛泽东思想仍须坚持；主要责任要讲清，集体责任也不能藏起来。

华楠后来回忆，胡乔木修改稿件时，曾把部分“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

黄克诚看过后说自己不习惯，希望改回来。这个细节带着一位老革命家的个人感情，却不足以概括那篇讲话。

黄克诚站出来，也不是要维护“两个凡是”。
他要求的是另一件更难的事：纠正错误时，不能顺手把毛主席的功绩和毛泽东思想一起埋掉。

两个月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同时确认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就。

黄克诚并非这份决议的唯一推动者，可在争论最容易滑向两端的时候，他确实站在会场上说出了那番话。

1981年4月的报纸摊开在那里，文字没有替错误遮掩，也没有让个人恩怨压过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