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6岁的白薇被丈夫搬板凳砸断脊背，婆婆扑上来生生咬断她的脚筋，她拖着血腿爬回娘家求救，那个留过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亲生父亲，开口就骂她不要脸，逼她立刻滚回婆家去。

那时候，她还不叫白薇，叫黄彰，湖南人。她从李家爬出来时，天还没亮，土路又冷又硬，裤腿上的血一层一层冻住，脚踝疼得像被火烧。脊背受了重伤，她站不起来，只能用胳膊肘一点点往前蹭。

她心里只剩一个念头：回家。

因为在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心里，娘家总该是能救命的地方。何况她的父亲黄晦不是普通乡下老汉，他早年去过日本，加入过同盟会，剪过辫子，办过新学，嘴上常说救国、开民智。黄彰以为，这样的父亲，至少会明白她不是闹脾气，而是在逃命。

可门一开，父亲看见她满身是血，没有先问伤得重不重，也没有请大夫，只冷着脸骂她：“不要脸。”

这三个字，比李家的板凳还重。

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黄彰十四岁时，父亲替她定下了李家的婚事。李家是寡母带着儿子过日子，儿子叫李登高，从小被母亲惯坏，脾气暴躁。黄晦觉得两家门第合适，收了聘礼，定了婚书，至于女儿愿不愿意，他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那个年代，女儿的婚姻常常不是自己的路，而是父兄谈好的买卖。黄晦在外面讲新思想，回到家里，仍旧是说一不二的家长。新派的名声没有改变他对女儿的看法：女儿嫁出去了，就成了别人家的人。

黄彰进了李家后，日子很快变成苦熬。婆婆强势刻薄，丈夫动不动就打骂。她年纪小，不敢顶嘴，洗衣、烧饭、伺候一家人，样样都做，还是换不来一点安生。

出事那天，并没有什么大过错。她给李登高递茶，手一抖，茶水洒了些。李登高立刻火起，抄起板凳朝她砸去，凳脚重重落在她背上。她疼得倒在地上，婆婆不但不救，还扑上来撕咬、拉扯，硬生生把她脚筋咬伤。

母子俩见她动不了，就把她丢进柴房。夜里，黄彰从疼痛中醒来，听见外面没有人声，才知道这是自己唯一的活路。她忍着痛爬出柴房，顺着土路往黄家挪。那一路，她不是在走亲戚，是在和命抢时间。

可是父亲拒绝了她。

他怕的不是女儿死不死，怕的是李家来闹，怕的是别人说黄家女儿不守妇道，怕的是自己这个“新派人物”丢了体面。他让她回去认错，还说女人挨打是常事。对黄彰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绝望：婆家要她的命，娘家要她的脸面。

她在娘家养了几天伤，却明白自己不能等。等伤好一点，父亲一定会把她送回李家；送回去，就再也未必能活着出来。

于是一个深夜，她偷拿了几块银元，拖着残腿逃走。她没有靠谁主持公道，也没有等谁发善心。她从县城走到码头，又辗转离开湖南，后来去了日本求学，进入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

也是从那以后，黄彰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白薇。

这个名字，不只是改名，更像是重新活了一次。那个被包办婚姻推入火坑、被丈夫和婆婆伤害、又被亲生父亲拒之门外的女孩，终于靠自己从旧门槛里爬了出来。

多年后，白薇在自传体作品《悲剧生涯》中写下这段往事。她写得并不夸张，甚至很冷静，可越冷静，越让人心酸。因为她这一生最早明白的道理太残酷：有些人嘴上说进步，心里仍把女人当附属；有些门看着是家门，真到生死关头，却未必会为女儿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