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纪登奎的辞职申请获批后，他搬离了原来的住所，没想到，搬到新家后的一天，他在看电视新闻时，竟然大发雷霆！


纪登奎的辞职报告正式批下来了，消息传开没几天，他就着手收拾家当，准备搬离原来的住所。


组织上派了车，问他要不要帮忙，他摆摆手说不用，转身却叫来了老家的侄子帮忙。


纪登奎裹着件半旧的灰呢子大衣，站在台阶上看工人们搬家具，好几次想上去搭把手，旁边的人连忙拦住：“您看着就行，看着就行。”


新居落在西城区一处普通的机关大院，房子是五六十年代建的老式楼房，墙面有些发黄，楼道里的灯泡昏黄昏黄的。


搬进来的头两天，纪登奎亲自归置书箱，几十册书堆在地上，他蹲下去一本本码好，不许别人插手。


归置完了，他把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摆在客厅的木桌上，左右调了调角度，又掏出块软布把屏幕上的灰擦了擦。


从那以后，晚上看新闻成了他的固定节目。


那台电视信号不太好，画面时常飘雪花，声音也时大时小，他就搬把椅子坐得近近的，有时看得入神，老伴儿喊他吃饭都听不见。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一个平常的傍晚。


那天新闻联播播的是一则调查报道，说的是南方某县的几名干部，违规占用耕地兴建度假村，画面里出现了气派的仿古建筑、宽敞的庭院，甚至还有从国外进口的高级轿车。


镜头一转，切到了县城边缘的棚户区，几家工人挤在漏雨的平房里，孩子趴在灶台上写作业。


纪登奎本来端着杯热茶，慢慢地啜着，看到这儿，动作停住了。电视里的播音员还在念稿，他的脸却一点点沉了下来。


“把声音开大点。”他开口说，声音有点哑。


老伴儿在厨房洗碗，没听见，纪登奎自己站起来，走到电视机前，伸手拧大了音量。画面上正好播到那家度假村的开业剪彩，红绸子剪开，一群人鼓掌。


“砰”的一声，茶杯重重墩在桌上，茶水溅出来，湿了一片。
“乱弹琴！”他忽然吼了一句。


老伴儿系着围裙跑出来，看见他在屋里大步转圈，胸口起伏得厉害，连忙劝：“哎呀，你慢点，都这个岁数了，医生不是不让动气吗？”


“医生知道什么！”纪登奎猛地转过身，手指着电视屏幕，手指头都有点抖


“你看看这叫什么？老百姓住的是什么，他住的是什么？当年咱们吃树皮、睡雪窝，老百姓把命交给咱们，是为了让他们住这个、坐这个？”


他越说越激动，抓起桌上的报纸拍了一下桌子：“我退了，我眼没瞎！这他娘的就是胡闹！”


老伴儿怕他气出毛病，上来拉他：“行了行了，你现在就是普通老百姓，管不了那么宽，消消气……”


“普通老百姓怎么了？”他瞪起眼睛，嗓门更大了，“普通老百姓就不能说话？不当官了，我就不算是个人了？”


说完，他走到写字台前，“哗啦”一声拉开抽屉，翻出信纸和钢笔，拧开墨水瓶就要写。


“你干什么？”
“写信。”他头也不抬，“我给中纪委写，给报社写，我亲眼看见的，我就要说。不当这个官，我还是个党员，这个党还在我脑子里！”


那天晚上，台灯一直亮到很晚，纪登奎伏在案上，写了一页又一页，字迹又重又深，有几处墨水晕开了，他就着那点痕迹继续写。


老伴儿半夜起来，看见他还在那儿坐着，背影佝偻，却坐得笔直。


后来纪登奎到国务院机电产品出口办公室上班，主管机械出口。


他常往基层跑，天津、沈阳、大连的工厂去了个遍。


有一次在天津的一家机床厂，他站在轰隆隆的车间里，看年轻的工人师傅们加班赶制出口德国的订单，满手油污，脸上却是笑的。


他凑上去递了根烟，大声问：“订单多不多？”工人咧嘴一笑，露出白牙：“多！纪主任，老外都排队等着要咱们的货呢！”


纪登奎听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使劲拍了拍工人的肩膀。


回到北京，那台黑白电视机还摆在老地方。


后来再看到新闻里播报某些违规干部被查处、某些楼堂馆所被拆除的消息时，他没有再拍桌子，只是端着茶杯“唔”了一声，点点头，慢慢喝一口茶。


如今再看国际上一些国家，政局动荡，政权更迭如同走马灯，街头硝烟弥漫，老百姓拖家带口地逃难，日子过得七零八落。


而咱们中国，当年那些让人拍桌子的问题被一个个搬上了台面，该查的查，该改的改，工厂里的机器转得越来越欢，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踏实。


这种对比，不用多说，看看就明白。


晚年的纪登奎，渐渐成了一个爱在院子里散步的老头，见着邻居点点头，偶尔也聊两句天气。


只是有人提起他看电视剧烈反应的那晚，他会沉默片刻，然后说：“当官的，心里头得装着人。装着人，就不会走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