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6年，哥舒翰被迫领兵二十万出潼关迎战叛军，于灵宝遭遇惨败，大军近乎崩溃。潼关失守之后长安门户洞开，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仓皇向蜀地逃亡。一时之间叛军声势大涨，大唐面临空前严峻的危机。

天宝十五载六月，哥舒翰率军走出潼关时，唐军的全盘局势并未坏到必须决战。
崔乾祐所部被挡在关东，半年无法西进；郭子仪、李光弼进入河北，接连收复常山一带郡县，切断叛军与范阳之间的联系。
安禄山腹地震动，河南叛军又缺少继续攻关的办法。
唐军已经形成前守潼关、后击河北的夹击之势，只要再守一段时间，安禄山就要为漫长的补给线付出代价。玄宗偏在这个时候命令出关。
大唐丢掉的并非一次冒险机会，而是一套正在生效的战略。

洛阳失守需要有人承担责任，朝廷选择了前线主将。
此后驻守潼关的将领都看得明白：退却可能被杀，坚守也可能被扣上畏敌不前的罪名。战场上的利害尚可计算，皇帝的怒气却无从估量。哥舒翰后来反复请求固守，面对的不只是一纸军令，还有高仙芝、封常清留下的两具尸体。

哥舒翰本人也不具备重新整顿二十万大军的条件。
他早年镇守陇右，曾在石堡城等战事中建立声名，入朝后已经中风，行动不便。玄宗仍将河西、陇右、朔方兵以及高仙芝旧部交给他，号称二十万。
人数迅速膨胀，军令却层层分散。
行军司马田良丘不敢独断，王思礼与李承光互不服气，边令诚等监军又能越过主帅直接联系朝廷。高适后来陈说潼关军情，提到河陇士卒给养不足，诸将轻忽军务。
军中失序没有促使朝廷减轻前线负担，长安反而把更多猜疑压了过去。宰相杨国忠害怕哥舒翰掌握重兵，另募万人屯驻灞上，交由亲信杜乾运统领。
哥舒翰随即奏请将这支兵马归入潼关，又召杜乾运入营处死。
主帅与宰相从互相戒备走向公开冲突。杨国忠担心哥舒翰回师诛己，哥舒翰也曾借伪造书信构陷安思顺。战争尚未决出胜负，长安与潼关已把兵权当成彼此清算的工具。
崔乾祐很快利用了这道裂缝。
他故意示弱，将精兵隐蔽起来，只把少量老弱摆在阵前。有人向长安报告叛军人数不多、军纪松弛，杨国忠立即催促出兵。
哥舒翰判断其中有诈，请求继续固守；郭子仪、李光弼也奏称潼关不可轻出，应先平定河北，再夺范阳。玄宗不愿等待，接连派遣中使到关中传诏。
哥舒翰若继续抗命，随时可能重蹈高仙芝覆辙；若奉诏出关，至少可以把失败责任推回长安。
朝廷逼主帅在战败与获罪之间作选择，军队从开关那一刻便失去了主动。
灵宝战场把这种失序彻底暴露出来。
唐军沿黄河南岸东进，南侧山岭逼近道路，北面又是黄河，大队人马难以展开。崔乾祐占据高处，先投下木石，再用装满干草的车辆纵火，烟焰遮断唐军视线，叛军骑兵从侧后杀出。
唐军前后拥塞，弓弩误射，自相践踏，大量士卒坠入黄河。潼关内适合分层防守的兵力，进入狭窄地带后成了无法掉头的人群。
二十万大军出关，退回潼关者仅八千余人。兵力数字曾让玄宗相信可以一战收复洛阳，战场地形却把这个数字变成了伤亡规模。
哥舒翰退至关内，还想收拢残兵，部将火拔归仁却将他绑缚，连同数十名将领送往洛阳。主帅被部下劫持，关门随即失守，恰好暴露了潼关军内部早已松动的统属关系。
兵败可以归咎于伏击，主帅被俘却很难只怪崔乾祐。
朝廷长期让监军、宰相、诸将分割军权，又用猜忌维持平衡，等到主力溃散，军中已经找不到一条仍被普遍承认的命令链。
长安承担了全部后果。
潼关陷落后，玄宗一度宣布御驾亲征，又命陈玄礼挑选马匹、整顿禁军。
六月十三日黎明，他带着杨贵妃、杨国忠、部分皇子皇孙和近侍从延秋门出城，许多百官入朝后才知道天子已经离去。
玄宗逼哥舒翰出关时要求前线不得退让，轮到长安面对叛军时，朝廷却没有组织一次有效守城。对将领的刚硬要求，与皇帝自身的秘密撤离摆在一起，军令的威信也随潼关一同坍塌。
逃亡并未保存原有的政治秩序。马嵬驿禁军杀死杨国忠，玄宗被迫赐死杨贵妃；太子李亨随后与玄宗分道，北上灵武即位。
郭子仪、李光弼原本正在河北压迫叛军后方，只得撤回朔方，重新组织收复两京。
一次可以依靠时间取胜的防御战，被改成了长安失陷、皇帝西逃和父子分治。唐朝后来能够平定安史之乱，靠的是肃宗重新调用朔方军、地方节度使与外援，玄宗旧有的集权秩序再也没有恢复。
潼关之败最沉重的责任，落在玄宗晚年的用兵方式上。
他无法容忍前线等待，也无法容忍握有重兵的将领保持独立判断；他用处死主将维护权威，又用中使催战代替军事统筹。哥舒翰有治军失当和卷入倾轧的责任，杨国忠把个人安危压进国家战略，玄宗则为这一切作出最终裁决。
灵宝战场只用了几天，便把积累数月的猜忌兑现成二十万人的溃败。
长安陷落后，安禄山的军队进入唐帝国最繁华的都城，宗室和官员遭到搜捕，关中百姓陷入兵乱。
玄宗保住了性命，却失去了亲自主持平叛的权力。
那场失败留下一条冷硬的界线：当朝廷把守将的谨慎视作威胁，把军事耐心视作抗命，坚固的关隘便无法保护都城。
潼关原本挡住了叛军，长安的命令亲手把它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