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0日傍晚，奉天大帅府。

张学良把奉天省警务处处长高纪毅叫到跟前，脸色铁青，只甩下一句：

“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欺我太甚，我命令你，立刻将他二人处死。你领卫士去执行——他俩身上都有枪，可要小心从事。”

高纪毅心头一震，后背冒汗，只问了一句“在哪儿办”，张学良吐出三个字：“老虎厅。”

这一切，得从当天下午那场“逼宫”说起。

杨宇霆是张作霖留下的“东北小诸葛”，常荫槐是黑龙江省长兼交通委员长，两人联手把持奉系军政老底子。下午他俩结伴进帅府，掏出事先拟好的文件，要张学良签字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由常荫槐当督办。张学良刚易帜南京，东北底盘还没捂热，便缓着说：“涉及外交，得报中央，从长计议。”杨宇霆当场拉脸：“别咬文嚼字，刹棱签了！”常荫槐也阴着帮腔。张学良忍住没翻脸，推说“晚饭后再定”，杨、常真就转身回家吃饭，打算吃完再来逼签。

两人一出门，张学良一拳砸碎茶盏，对于凤至咬牙：“大姐，二贼欺我太甚！”张作霖死后，杨宇霆居功自傲，以摄政者自居，寿宴上东北百官见他起立、见少帅冷淡；常荫槐掌铁路、结私党，根本不把27岁的少帅当主子。这口气憋了半年，就在今天下午，彻底绷不住了。

晚7点左右，杨、常大摇大摆重回大帅府，直入东北角老虎厅（因汤玉麟送的两只老虎标本得名）落座，文件摊开，等张学良来签字。

他们不知道，张学良借“上楼取西瓜”抽身，暗号已发。高纪毅、侍卫副官长谭海带6名持匣枪卫士从两侧撞门而入，三对一按倒。高纪毅厉声宣布：“奉长官令，你二人阻挠统一、破坏团结，就地处死，立刻执行！” 杨宇霆脸色惨白，常荫槐张了张嘴，一个字没挤出来，后脑数枪，血溅虎皮毯。东北两个跺脚震半边天的人物，从落座到陈尸，不过几分钟。

尸体用带血地毯裹紧，连夜汽车拉到南关风雨台姜庙。刘多荃控住帅府内外，谭海早缴了杨常随行警卫的枪，沈阳城一夜无声。

第二天，张学良在东北军大会议厅摊牌，通电南京，罗列“把持政务、阻挠统一”罪状。但他没抄家、没株连——派人分头去杨、常两家，各送一万元大洋抚慰金，拦住亲族争产，保住妻儿利益；亲笔给杨宇霆夫人写信“安心治家，子女我必抚养”；还设灵祭奠，一副挽联递过去：“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涕泪”。奉系老将张作相私下问“是不是过头”，张学良拍桌：“办错了我向三千万父老请罪，但这事没错。”

这就是民国史上著名的“杨常事件”。27岁的张学良用一杯茶的时间，拔掉了奉系最刺头的两根钉子，少帅威权立住，东北再没人敢当面跟他拍桌子。可他也亲手抽走了奉系里最能跟日本人周旋的“老辣护栏”——杨宇霆骄横归骄横，却是张作霖死后唯一能压住关东军试探的老狐狸。两年后“九一八”，东北不战而溃，晚年张学良谈起这晚，只淡淡一句：“那回，是我自己慌了……十分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