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五大遗憾：第一，没见到祖国统一；第二，没有保护好两个弟弟；第三，大儿子不到30岁就牺牲了；第四，想写一本传记，未能如愿；第五，临终想回到韶山！


1976年6月，毛主席病情已经很重。
就在这个时候，他向中央提出，希望回韶山住一段时间。

这个要求最终没有实现。
不是行程排不开，也不是政治上有什么障碍，而是他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了长途奔波。

从1893年出生，到1927年离开故乡投身更猛烈的革命风暴，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几次返回韶山，他走过的路已经太远。

到了生命最后几个月，想再回去一次，反倒成了一件无法完成的小事。

毛主席的五大遗憾，它们真正连在一起的地方，是另一层意思：毛主席一生所拥有的政治力量越来越大，可有些事情偏偏不是权力越大就越能解决。

这种无力感，其实出现得很早。
1935年，毛泽覃在江西作战时牺牲。有关回忆中留下过毛主席后来谈及弟弟时，自责没有尽到“大哥责任”的说法。另一个弟弟毛泽民的命运更加曲折。他长期承担财经等方面工作，后来到了新疆，1943年遇害。方志纯后来向毛主席谈起毛泽民牺牲的经过，毛主席表现出的悲痛有可循。

因为那个年代根本不存在一道命令，就能把革命者从危险里安全取出来。
毛泽覃留在南方坚持斗争时，中央红军已经远去；毛泽民在新疆身陷险境，也不是远在延安的毛主席可以随时调动军队救援。

兄弟关系是真的，政治地位也是真的，可战争和地方局势有自己的边界。

十几年后，同样的边界落到了毛主席自己的儿子身上。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毛岸英赴朝工作。11月25日，他在朝鲜牺牲，只有28岁。
如果只是站在一个父亲的位置上回头看，人们很容易提出一个反事实：毛主席完全可以不让儿子去。

这恰恰是这件事最沉重的地方。
毛岸英并没有因为自己是谁的儿子就被留在绝对安全的位置。

他去了朝鲜，也就进入了战争能够触及的范围。毛主席承受的是丧子之痛，却没有能够证明他后来因此后悔同意毛岸英赴朝，更不能替他编出“早知如此绝不会让他去”之类的话。

弟弟和儿子三个人的死亡，实际上碰到的是同一个难题：如果要求自己的亲人承担和别人一样的风险，就无法同时保证他们一定平安；如果把他们提前从危险中抽出来，又等于承认领袖的家属应当享有另一套规则。

到了国家层面，这种“目标明确，却不能单方面决定结果”的处境，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从未放弃国家统一的目标。
1950年代，军事斗争一直存在，和平接触也没有停止。经曹聚仁等渠道，两岸之间曾进行试探。后来形成的“一纲四目”设想中，底线十分明确，台湾要回归祖国；至于回归后的军政、人事和社会制度安排，则留下了相当大的协商空间。

这件事容易被后来的结果遮住。

人们知道毛主席1976年去世时台湾问题仍未解决，于是很容易倒推：他一定始终急于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统一。

实际情况比这个判断复杂。1960年前后，毛主席、周恩来已经讨论过时间问题，认为台湾问题可以等待，甚至可以留给下一代处理。

政治目标有时恰恰需要接受时间的限制。
美国介入、海峡两岸的军事态势、蒋介石集团自身的选择，都不是北京一句话就能改变的条件。

1958年的炮击金门可以施加压力，和平方案可以给出出路，却都不能保证某一天一定出现预想中的结果。

还有一件未完成的事，没有枪炮，也没有国际角力。

1961年前后的工作人员回忆中，毛主席曾谈过一个愿望，想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既写自己做对的事情，也写缺点和错误。

后来，这本书没有写成。
这里同样要分清一个概念。1936年，毛主席曾向斯诺系统讲述自己的早年经历，这些口述后来以《毛泽东自传》等名称传播。真正没有完成的，是晚年由他自己重新回望革命与执政经历、主动评价自己功过的那一本书。

这件事和韶山其实隔得很近。
一个是想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一生，一个是想回到自己最早出发的地方。

可到了1976年，时间已经不给他这样的余地了。

把“五大遗憾”简单排成第一、第二、第三，会漏掉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层。

台湾留下的是国家统一的未竟任务；毛泽覃、毛泽民和毛岸英留下的是革命与战争穿过一个家庭时留下的伤口；那本没有完成的书，是一个晚年政治人物想亲自解释自己一生的愿望；回韶山，则已经和政治无关，只剩下身体还能不能走完那段路。

毛主席能够影响许多人的命运，却不能让牺牲重新来过；可以为台湾问题设计军事和政治方案，却不能替所有参与者作决定；可以想写一本书，却无法要求生命留下足够时间。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
那一年，他没有回成韶山。

故乡仍在那里，屋前的池塘、山岭、旧居都没有移动。只是那个从这里走出去八十多年的人，终究没有再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