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刚解放，社会秩序还较为混乱，陈赓大将向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元帅推荐了一人。他曾经在中央特科工作，还为革命蹲过大牢，意志坚定，忠诚可靠，于是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他到任后铲奸除恶，扶危济困，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有谁知道他的名字吗？
1949年的上海人口众多，工厂、码头、银行、商店密密麻麻，社会关系又极其复杂。政权已经易手，城市里的犯罪分子、旧特务网络和各种地下势力却不会自动消失。这个时候，公安局长绝不是一个普通行政职位，而是关系上海能不能迅速稳定下来的关键岗位。
承担这副担子的，就是李士英。1949年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李士英被任命为首任局长，扬帆担任副局长。
李士英能够坐到这个位置，与他过去的经历关系极大。他1912年出生，年纪轻轻便参加革命，1930年底被选派到上海接受中央特科训练。那个年代的上海不是普通城市，租界、巡捕房、国民党特务机关、帮会势力彼此交织。一个地下工作者稍有疏忽，付出的就可能是生命代价。李士英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练出了胆识和警觉。
更特殊的是，他不是站在远处观察过旧上海，而是亲自尝过旧上海监狱的滋味。1932年执行任务期间，李士英遭法租界巡捕房逮捕。1933年1月，他被判处死刑，此后案件反复上诉和审理，直到1936年才改判无期徒刑。几年牢狱没有改变他的立场。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他从事公安工作的特殊底色：敌人的手段，他不是从材料里学来的。
1949年5月，历史给了这个年轻时的囚徒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回环。上海解放后，接管人员进入福州路原上海市警察局，李士英参与其中。过去负责搜捕革命者的旧警察体系，现在要接受人民政权改造。对李士英个人来说，这不是简单的职位变化，而是两个时代在同一座城市里的交接。
当时采取的是接管、审查、改造和使用相结合的办法。对有严重问题的人依法处理，对没有重大劣迹、具备专业能力且愿意服从新制度管理的人员，则根据实际需要区别对待。这个选择很务实。人民政权要建立的是能够真正管理现代城市的公安机关，而不是只完成一场象征性的权力交接。
李士英面对的另一层危险藏在看不见的地方。上海解放之后，公开战场上的枪声逐渐远去，隐蔽战线却依旧复杂。国民党方面留下的潜伏人员、秘密电台和情报关系网仍然存在，有人甚至等待时机进行破坏活动。要从几百万人口中找出这些隐藏力量，光靠街头巡逻显然远远不够。
这恰好是李士英最熟悉的领域。早年中央特科工作的核心能力之一，就是在高度危险的城市环境中识别人、分析关系、保护组织。从被追捕的一方变成维护新政权安全的一方，位置虽然发生变化，但他对地下活动规律的理解仍然具有现实价值。上海公安机关早期能够迅速建立政治保卫和侦察力量，与这一批老隐蔽战线干部的经验密不可分。
李士英这一代公安干部需要同时处理两套完全不同的问题：一边防范潜伏破坏，一边整治普通刑事犯罪；既要建立新的公安制度，也要保证原有城市功能不突然中断。这种任务比单纯打几个漂亮仗复杂得多。枪声停下之后，考验的是耐心、纪律和组织能力，任何环节失控，都可能迅速影响整个上海。
也正因为如此，把李士英塑造成一个只凭个人勇猛“横扫上海滩”的传奇英雄，反倒把他的历史价值写小了。他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是能够把地下斗争形成的经验转换成城市公安工作的组织能力。个人可以抓一个罪犯，一套成熟的公安体系才能维护几百万人的正常生活，两者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事情。
再把时间往前拉，会发现李士英的人生很有一种时代意味。1930年代，他在上海秘密活动，被捕后甚至面对死刑；1949年，他重新来到上海，却参与接管旧警察机关；此后，他从隐蔽战线干部转向新中国公安事业。曾经被旧制度追捕的人，后来承担起建设人民公安机关的职责，这比任何人为加工的传奇桥段都更有分量。
2001年8月15日，李士英在北京逝世，走完89年人生。从中央特科的地下工作者，到身陷囹圄的革命者，再到194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首任局长，真实经历本身已经足够厚重。真正经得起时间的历史，从来不需要靠传奇包装来增加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