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某个凌晨，山西侯马市一栋别墅里，专案组民警踢开房门，在客厅沙发旁的一只废纸篓里，发现了成捆的港币，清点之后整整三十三万，而且有些钱被揉成一团，像用过的草稿纸一样随意丢弃。
屋子的主人郭秉霖已经不在现场，但那只废纸篓无声地说明了一切——在这个晋南小城，有人已经把古墓葬里掏出来的国宝卖到了天文数字，多到连钱本身都不值钱了。

这个郭秉霖，原本只是山西侯马市橡胶厂的一名普通工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工厂效益下滑，他和同厂的侯林山先后办了停薪留职。当时晋南大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要想富，去挖墓，一夜能成万元户。"
郭秉霖和侯林山一头扎了进去，起初只是三两成群、鼠窃狗盗地刨几个土坑，倒贩几件零星文物。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十年之后，两人会发展成足以与地方政府抗衡的涉黑犯罪集团头目。
侯林山脑子活络，很快就从外地来的盗墓贼那里学来一整套探墓、爆破、取货的手艺。他以曲沃县的小旅馆为据点，纠集了一帮狐朋狗友，将曲沃县周边十几处古墓遗址当成了自家的提款机。
曲沃这地方看似偏僻，实则来头极大——西周时晋国晋成侯徙都于此，春秋霸主晋文公也曾以曲沃为都，地下长眠着数不清的王公贵族。
侯林山团伙用洛阳铲探墓定位，炸药爆破封土，再派民工下去掏货，两三年间就把曲沃及周边的墓群翻了个底朝天，他也因此得了个"侯百万"的绰号。
但钱多了，分赃就成了问题，侯林山和郭秉霖因利益分配反目成仇，各自拉起了人马。分家之后的郭秉霖手段更为狠辣，他网罗了六十多名"两劳"释放人员、地痞流氓和社会渣滓充当保镖、马仔和打手。
他的装备清单足以让当地警方汗颜：三十多支军用枪、猎枪和千余发子弹，对讲机、大哥大、传真机、无线电台、无线监听器等先进通讯工具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不少警用装备和警方内部资料。
他的马仔人人配发汽车、摩托、传呼机、"五连发"猎枪，硬件火力远胜警方。出门时，前有摩托车开道，后有面包车护卫，他坐在中间的豪华轿车里，一路用对讲机和大哥大联络，耀武扬威。当地百姓说："领导视察也没他们威风。"

郭秉霖的盗墓生意做得极大。自1985年以来，晋国遗址只要是公开发表过资料的地方，全部被他的手下钻探过，内有铜器和玉器的古墓，全部被洗劫一空。价值连城的佛头、菩萨身首异处，珍稀国宝源源不断地被走私到香港、台湾，甚至远达日本和西方国家。
他们公开雇佣民工，武装护卫盗挖古墓二十四座，坐镇广州与港澳台文物贩子勾结，大肆贩卖国家级和省级重点文物二十余起，获赃款八百三十余万元。
为了掩人耳目，郭秉霖在侯马开办了嵘泉浴池，又在广州、澳门等地注册"晋都国际贸易公司""国嵘国际发展公司"，把黑钱洗白；侯林山则在侯马开办新世界大酒店、新世界艺术学校，承租天马娱乐城，用合法生意为犯罪活动打掩护。

郭秉霖能在侯马横行多年，靠的是一张精心编织的保护伞。
他的关系网早已不局限于侯马一地，而是向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不断拓展。
早在1992年下半年，山西省公安厅禁毒处正科级侦察员范文龙就收受了郭秉霖送的价值八百元的皮夹克一件和价值五千元的东芝牌彩电一台。
1993年5月，郭秉霖买了一辆日本"克罗纳"牌走私轿车，范文龙替他开证明，上了省公安厅临时牌照，此后郭便开着这辆"公安警车"冠冕堂皇地倒贩文物。
郭秉霖还出资陪同范文龙全家去广州、深圳旅游过年，把自己的2020吉普车也借给范文龙开。
侯林山那边更是肆无忌惮，他每天与刑警队队长、副队长等同吃共饮，邀请干警聚赌，还让公安人员总是赢家。
在他们的运作下，很多文物犯罪案件都以治安处罚或取保候审罚款了事，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案发后，侯马市公安局路西刑警队有三十二名干警在自查自纠中交代收受侯、郭二人五花八门的钱物。

1994年5月，运城司马光祠堂被盗，盗贼将十一尊泥塑雕像的头部锯下走私到海外。此案曝光后，有关领导批示："山西是古代文物集萃地，一定要保护好地上地下的文物。"
山西警方随即展开专项"严打"，"侯百万"、"郭千万"两个特大文物涉黑集团终于浮出水面。
面对重大而复杂的案情，山西省迅速成立了查处侯、郭两案领导组。
抓捕行动雷霆万钧，一百二十五名"盗墓贼"随即落网。在侯林山、郭秉霖的办公室和住处，仅初步搜获的文物就有一千二百二十二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三件，国家二级文物三十四件，国家三级文物九十四件，数量之多，简直可以开一座博物馆。
1995年，临汾地区侯马市的文物大盗"侯百万"侯林山、"郭千万"郭秉霖等十名主犯被公开宣判，即刻枪决。
侯林山、郭秉霖被执行死刑后，港、澳、台及海外的中国文物价格一度猛涨——黑市上的人比谁都清楚，这条最大的走私渠道被掐断了。

二十多年后，当办案民警再次回到那片土地时，发现漫山遍野的盗洞已达一千七百多个。那些被郭秉霖们打碎后从盗洞中取出的铜鼎，如今静静地躺在山西省博物院的展柜里，锈迹斑斑，沉默地诉说着一段黑暗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