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105万大军的冈村宁次，在得知日本投降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啥？

1945年8月14日傍晚，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还在给东京发电。
日本政府已经走到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关口，冈村的意见却很明确，他要求继续战争。此时归他统辖的中国派遣军约有105万人，部队散布华北、华中、华南，许多城市仍在日军控制之下，方面军、军以及师团的指挥系统也没有垮掉。

单看中国战场，冈村手中的牌似乎还很多。
可不到二十四小时，这副牌就失去了原来的作用。

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的终战广播传到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约两千人集中收听。冈村此前一直主张继续打，甚至就在前一天还向参谋总长表达反对屈辱停战的意见。等广播结束，他对部属作出的训示却是“承诏必谨”。

这就是他在日本正式决定投降之后最值得注意的反应。
没有率领105万人另起炉灶，也没有以中国战场尚未溃败为理由继续发动全面战争。他前一天还在争，第二天便开始执行终战。

两种行动放在一起，冈村当时的位置才看得清楚。

105万人确实给了他反对投降的底气。
1945年夏天，中国派遣军并没有出现全线瓦解。它与遭到苏军猛烈进攻的关东军处境不同，与在太平洋方向不断后退的日军也不同。冈村坐在南京总司令部里，仍能通过完整的军令系统把命令送往各部。于是，当东京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传来时，他判断中国战场还有继续作战的条件。

8月12日和14日，中国派遣军连续向参谋总长表达续战意见。冈村不是面对一支已经四散逃命的败兵说这番话，他手里确有一支数量庞大、组织尚存的军队。

但105万人只回答了“还能不能打”，回答不了“日本还要不要打”。
冈村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并不是决定日本国家战争政策的人。他能调动所属部队，可以对东京提出军事意见，却不能把这支军队变成自己的私人武装。东京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时，他可以反对，可以要求续战；天皇和大本营正式决定终战以后，摆在他面前的已经不是重新讨论战争政策，而是执行还是抗命。

如果105万人的兵力真能让冈村自行决定战争，那么8月15日之后才是最能检验这种力量的时候。
实际发生的事情恰好相反。

8月16日，大本营进一步下令停止战斗行动，中国派遣军随即进入执行阶段。没有出现冈村带着百万驻华日军公开脱离东京、宣布继续战争的局面。原来用来维持侵略战争的军令体系仍在转动，送下去的内容却逐渐变成停战、维持部队、保存装备、等待受降。

不过，枪并没有在8月15日中午同时放下。
日本国家决定投降，是一个问题；分散在中国各地的百万日军由谁接收、什么时候交枪，又是另一个问题。

国民政府要求日军保持现有态势，等待指定部队前来受降。随后盟军受降安排明确，中国战区有关日军应向蒋介石及其授权代表投降。与此同时，8月15日，朱德总司令也向冈村发出投降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向日伪占领地区推进，要求当地日军缴械。

于是，一个很特殊的局面出现了。
冈村已经服从日本终战决定，却仍然掌握着一套遍布中国战场的日军指挥系统；国民政府正在调兵接收城市和武器，八路军、新四军也在向敌占区推进。日军是否接受日本已经战败，和具体向谁交出一座城、一座仓库、一批枪械，并没有在同一个时刻全部解决。

这里也能看出105万这个数字后来发生的变化。
8月14日，它是冈村要求继续战争的资本。
8月15日以后，它却成了必须控制住的庞大败军。百万官兵分散在广阔地区，如果司令部立刻解体，各部失去约束，缴械、集中、接收和遣返都会更加混乱。因此，原来的日军指挥链没有在投降广播结束后马上消失，反而被继续用于传达停战和受降命令。

冈村从一个发出进攻命令的人，变成了负责让所属日军按照命令结束战争的人。
8月21日，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前往芷江，与中国方面接洽受降。此后的事情一步步从“停战”走向“交降书”。

9月9日，南京举行中国战区受降仪式。
冈村宁次坐到了投降方的位置上，在降书上签字。一个月前，他还认为中国派遣军没有被打垮，要求东京继续战争；此时，他手中的105万人已经不能再决定战争是否继续，只能按照受降安排陆续缴械。

9月10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又换了一块牌子，改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

那套曾经负责调兵、进攻和占领的庞大机器还在运转，只是任务彻底变了。
电报仍从南京发往各地，军官仍在清点人员，原有部队仍保持着编组。等待他们的却不再是哪一条战线继续向前，而是集中、缴械，然后一批批离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