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石达开的骆秉章，为何深受四川百姓爱戴、誉为晚清第一清官？

晚清四川流传着一句民谣：若要川民乐，除非马生角。"马"加上"角"，拼成一个字，骆。骆秉章。这个把石达开骗进大营、再凌迟处死的四川总督，被后人骂得体无完肤。

可他死的时候，整个成都罢市，百姓沿街哭祭，白布悬于千家万户，有人说连三岁小儿进了他的祠堂，也会跪地叩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骆秉章，广东花县人，道光十二年进士，翰林院里做了多年冷板凳，将近五十岁才出京做地方官。此后二十五年，先任湖南巡抚十载，再督四川七年，七十五岁死于任上，再也没回过广东。

他接手四川是咸丰十年，1860年。

那时的四川，是一塌糊涂的烂摊子：李永和、蓝朝鼎起兵造反，石达开的太平军在云贵边境步步紧逼，土匪遍地，流民四散，税吏趁乱横征暴敛，整个省份上上下下烂得透彻，百姓的日子是水深火热四个字。

骆秉章进川，带的兵不多，不到万人。

但他带来的那件东西，是那个年代官场上最稀缺的，清廉。

说个早年的事。他在京城主管吏部银库稽查的时候，地方银号为了捞油水，委托同乡出面，许诺：一到任立送礼金七千两，此后端午、中秋、岁首每节各奉敬七千两。

骆秉章严词拒绝，分文不取，还明令随从执行公务不许索取一钱。那些银号无计可施，据说有人凑了七千两，打算"帮他买官"，设法让他调离，也没有得逞。

他的为官信条是："治民以察吏为先，治兵以选将为要。"

进川之后，他做了三件事，让四川百姓刻骨铭心。

第一，用人。他不问出身，只重才干。他在湖南巡抚任上发现了一个狂放的幕僚，此人好在官员面前高声谈论时政，喧宾夺主，许多上司忍受不了他。

骆秉章不以为意，只管重用，此人后来收复新疆，封王拜侯，他叫左宗棠。

第二，减税。当时"漕粮陋规"盛行，农民缴粮层层被加码，从县到府到省，每过一道手就被剥一层皮，附加费用年年往上涨，苦了农民，肥了官吏。

骆秉章进来，专门设立稽查机构，禁止"浮收"，选派廉洁士绅监督收缴，把这把刀砍掉。史书对此的描述，用的是两个字：民安。

第三，他自己不贪。这才是关键。

手握西南数省军政大权，管着一省几百万人的日子，骆秉章总督任上那些年，把湖南的军费省出来支援各省，把四川的军火粮草无偿供给整个西南战线。

陕西巡抚刘蓉在奏疏里写道："军火粮饷，无一不资于蜀。"那些钱，一分也没进他的口袋。

同治六年（1867年），骆秉章死于成都总督府，七十五岁，死在任上。家里留下什么？史料写得清清楚楚："布帐一，银百两，破笥二而已，家无田屋以处子孙。"

一块布帘子，一百两银子，两只破竹笼，没有房子，没有土地，子孙无处安身。那一百两，还都是朝廷发的俸银，平日他大多拿来接济了穷苦百姓。

他的家属要运棺椁回广东，连路费都凑不出来，还是朝廷赏了五千两才得以成行。

当然，说到骆秉章，有一件事永远绕不开，石达开。

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数千人马困于大渡河南岸，前有湍急河水暴涨，后有清军层层围堵，粮尽弹绝，困了四十多天，走投无路。

石达开给骆秉章写信："愿舍命以全三军，宥我将士，请免诛戮。"

我一人之命换取部下不死。骆秉章在对岸立起大旗："投诚免死。"石达开带着五岁的幼子走进了清军营帐。等待他的，不是承诺，是枷锁。

两千多名将士被杀，石达开被押至成都，凌迟处死。

行刑那天，一千多刀下去，他始终未发一声。连监刑的清朝官员都忍不住感慨：此奇男子，若能为朝廷效力，必是国之栋梁，可惜了。

这是骆秉章身上最深的争议，骂声延续至今。

有人说他背信弃义、出尔反尔；也有人说，他不过是执行着清朝对太平军的既定政策，敌对双方的战争中，不可能真正给"赦免"背书。是非曲直，历史各有评判。

但对于四川百姓来说，他们算的是另一笔账。

算的是打了多年的乱仗被平定，算的是漕粮不再层层盘剥，算的是那位朝廷大员在位时省吃俭用，死后只留下一块布帘和一百两银子。

不是携款逃跑，不是荣归故里盖豪宅，不是把一省财税揣进自己兜里。

薛福成在《庸庵笔记》里记下了他死后的那一幕："骆公既薨，成都为之罢市。居民皆野哭巷祭，每家各悬白布于门前，或书挽联，以志哀思。"

场面太大，官府怕聚众出事下令限制，反而惹怒了百姓，差点闹出风波。

棺椁走水路回广东，沿途城镇居民"夹岸罗拜，香烟千里不绝"。船行到夔府搁浅，周围百姓争相跳进冰冷的河水，徒手把棺船推向深处。

《清史稿》最终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乃其殁，巷苦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

晚清第一清官，与诸葛亮、韦皋并列，千秋不忘。

【主要信源】
《清史稿·骆秉章传》，民国年间
巷苦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
薛福成《庸庵笔记》，晚清，原文记载"骆公既薨，成都为之罢市，居民皆野哭巷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