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何对朱镕基格外赏识
邓小平识人用人重实际，不重言辞。他平生极少当面赞许他人，却对朱镕基另眼相看，委以重任。
1988年，朱镕基当选上海市长。当时上海作为老工业基地，体制包袱重，在全国对外开放的浪潮里渐显疲态，不少人说上海错过了发展黄金窗口期。
他在就职演说上就说过这样的话：“一任上海市长下来，我不是重振上海雄风的功臣，就是让上海耽误最后一次改革时机、彻底落后于全国改革形势的罪人。”
此后数年，他抓产业升级、推外贸松绑、谋浦东开局，桩桩件件落到实处，让上海的经济增速重新跑在了全国前列。这份实打实的政绩，小平同志看在眼里。
他看到的不只是数字的回暖，更是一个人面对困局时敢拍板，勇担重任的劲头，这正是改革攻坚时期最需要的领导干部。
1991 年 4 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朱镕基被补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从地方主政到中枢理政，他最先开始解决的是积弊已久的“三角债”问题。
这是计划经济时期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长出的顽疾：上下游企业互相拖欠货款，像一团越缠越紧的死结，拖垮了生产节奏，也堵死了资金循环。
朱镕基没有回避矛盾，他下沉到一线摸清堵点，以清欠为切口精准施策，很快就解开了这盘僵持多年的棋局。
首战告捷，便尽显朱总理改革的铁腕与打破旧规的章法。

1992 年 5 月，国务院生产办公室改组为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朱镕基兼任主任。借着南巡讲话后的改革东风，他对准经贸领域的体制积弊持续发力：取消外贸出口补贴，推动各级外贸企业全面转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同步优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在合理区间。
经过这几轮改革，中国的外贸经济发展大有起色，旧体制的 “大锅饭” 被打破，外贸系统的经营活力被充分调动起来，为日后中国外贸的爆发式增长埋下了伏笔。
真正的考验，在1993年夏天接踵而至。彼时市场经济刚起步，体制转轨的缝隙中，投资过热、金融失序、通胀高企的风险集中显现：银行违规拆借成风，利率乱象丛生，外汇黑市猖獗，物价涨幅持续走高，老百姓的“钱袋子”越攥越紧。
如果再不果断刹车，改革开放积累的向好势头就可能被透支。1993 年 6 月，中央出台十六条宏观调控措施，以中央六号文件的形式在全国落地。
在同一年，朱镕基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直接坐镇整顿金融秩序。上任之初，他便立下三条不容商量的铁规：1，全面清理金融违章拆借业务；2，严禁金融机构擅自抬高利率；3，禁止银行向自办实体注入资金。
这三条铁规，没有弹性空间，没有通融余地，执行起来寸步不让。这般刮骨疗毒的手法，见效之快超出市场预期。人民币币值逐步企稳，外汇非法交易的乱象得到遏制，通胀指数开始持续回落。
治乱只是第一步。趁着市场情绪回暖，朱镕基顺势推进汇率制度改革，严打外汇投机，彻底整肃市场秩序。这套组合拳打下来，中国对外贸易的活力大幅提升，外资持续流入，国家外汇储备规模稳步壮大，为经济长远发展筑牢了金融根基。
此后五年的精准调控，让中国经济走出了“高增长、低通胀”的稳健态势。更重要的是，这套提前扎紧的金融防线，让中国在后来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中有效抵御，避规避了后续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1998 年 3 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朱镕基当选国务院总理。从副总理到总理，他接过的是更重的担子，也是更深远的改革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