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随着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发展，俄罗斯帝国境内出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但仅局限于知识分子、作家、少量哥萨克精英，底层农民大多没有“乌克兰民族”概念，仅有地方乡土认同。

苏俄时期，斯大林最初的方案是把乌克兰、白俄罗斯直接并入俄罗斯联邦，由俄联邦统一管辖；列宁坚决否决该方案，强制要求三者作为地位平等的加盟共和国组建苏联，核心目的是拆解俄罗斯中心主义，用制度制衡俄罗斯族优势

1920年代苏联的民族政策，第一次让乌克兰民族意识和认同覆盖全民。苏联官方出版乌克兰通史，梳理从基辅罗斯、哥萨克到现代乌克兰的连续独立历史脉络，塑造“乌克兰全民族有别于俄罗斯”的历史记忆。而苏联“世袭民族”制度把民族身份永久固定，人为强化族群边界，埋下领土、族群冲突伏笔。

30年代，斯大林逐渐收紧政策：乌克兰语出版物受限，意地绪语、德意志语、克里米亚鞑靼语等非俄语文化符号被清理，拉丁化文字全部转为俄式西里尔字母。

1932-1933年，乌克兰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饥荒，导致约300万至350万人死亡。这场饥荒的直接原因是强制推行的农业集体化、过高的粮食征购指标，以及苏联在饥荒期间仍坚持大量出口粮食。而乌克兰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观点则将其定性为斯大林针对乌克兰民族蓄意制造的“种族灭绝”。

但这里的关键在于：当斯大林试图压制时，乌克兰的民族意识已经被1920年代的国家级叙事塑造成型。压制不仅没能取消这种意识，反而让其转化为一种“被迫害的记忆”，反向加深了“我们是不同于俄罗斯的民族”这一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