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用法律，中国用道德，利益集团与王权的博弈（下）】明朝初年在全国拥有万亩土地以上的地主就算是超大型地主了，而在之前的朝代，大地主动辄拥有数百万亩土地。而即使标准降低，像这样的地主在全国也仅有1万多家，剩下的全都是中小地主和中农阶层。
也就是在明朝初年，中国能够垄断土地财富的士族阶层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这些人大概在明朝建国之后七八十年开始死灰复燃，重新崛起，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大。
这些人在继承了宋朝的思想体系之下，形成了一种新的学说体系。明朝后来的理学思想，其实强化了宋朝时改变了的儒家思想，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个阶段中，他们把道德进一步拔高到了包括君王在内，所有人都必须要遵从的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这种原则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中国版的宪法，任何人不能违背礼教。比如《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概括起来就四个字：道德治国。然后有三个核心命题：以道德代替法律，以礼法彰显道德，以道德凝聚官员共识。
你会看到，道德被提升到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之后，包括皇帝在内，任何人是不能违反礼法的，任何人不能违反道德，因为道德背后凝聚了全体官僚。明朝发展到那个阶段，士大夫阶层通过科举制控制了社会的向上通道，官僚系统掌握着社会的最大权力，而要进入官僚系统你就必须要遵循我们这套道德伦理体系。
经过科举考试上来的这批人代表着整个封建垄断地主阶层的利益。科举制到了明朝已经发展成了系统性的准备工作，绝不是靠单独一个家庭一代人就能就能起得来。它越来越复杂，不集中一个家族中数代人的力量，无法供养出一个能够考取进士的学子。
科举考试，加上官僚制度，再加上文官体系，它们形成的一个共同的学说，共同的意识形态，就是道德治国。不要用法律，也不要用其他的，只有道德一个标准。这套体系延续到今天，影响了中国至少500年的历史。
我们思维习惯中仍然是用道德来判断一切。我们判断一件事情，看的是它符不符合道德，而不看它符不符合法律。这种制度就慢慢养成了一种习惯。
所以我觉得西方和东方都存在对王权的制约，但是走的道路不同。西方是通过法律，通过宪法来制约王权，而中国是通过道德来制约王权。你会看到，明朝后来的皇帝，不就很像日本的天皇吗？日本天皇从宪法上看，他的权力无限大，他同时是军队的领袖、文官的领袖、老百姓的领袖，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实际上他只能当一幅画贴在墙上，作为一个泥胎被供奉在庙里，而绝不能走下来。我把你抬高到一个神的高度，把你供奉起来之后，但你最好一句话都别说。
明朝后期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皇帝名义上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我用道德这个巨大的制约手段，把你禁锢在在紫禁城里，你的一切行为都受到道德礼法的严格制约，实际上你就没有任何权利了。
即使你掌握了兵权，你还是斗不过这些人，因为他们代表着整个社会中间一大批既得利益阶层，你怎么能跟他争斗呢？你除非把文官全部罢免。但是选上来的新人还是跟他们一条心。
因为只有当拥有了足够的经济基础，你才能够上升到官员这个位置，所以官僚阶层这一批人是一个整体，你没法替换。他不是换一两个大臣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中国制约王权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