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临汾城里，天黑之后，舞厅的彩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来，可那些店主们却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倒不是因为没客人，而是因为一条大家默认的行规——要是那位被叫作安市长的人走进来，老板必须亲自到门口迎接，唱歌的歌手得停掉所有节目，专门给他一个人表演，在场的所有人还得一起大声喊万岁。

信源：网易新闻

1994年冬天的一个深夜，临汾城里一处高墙大院被8个便衣悄悄围住。

院子里面养着9条狼狗，墙上装着铁丝网，门口站着带枪的保镖。

这不是什么军事基地，而是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家，院子主人叫安小根。

那天晚上他正坐在客厅里喝茶，几个警察敲门进来，说是找他弟弟了解点情况。

安小根没当回事，以为又是走个过场。

聊着聊着，他警惕性刚一放松，手铐就扣上了。

而临汾这座67万人口的小城，90年代出了个荒诞的局面。

老百姓嘴里有两位市长。

一位是市政府大楼里坐班的真市长，管城市建设、管民生政务。

另一位就是安小根，管歌舞厅、管建筑工地、管谁家生意能做谁家不能做。

真市长管的事，老百姓不一定怕，安小根管的事，老百姓是真不敢不听。

安小根最早就是街头混混，靠打架斗殴起家。

那时候临汾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大量无业人员涌入社会，治安环境急剧恶化。

安小根趁势收拢闲散人员，从收保护费开始，逐步控制了娱乐、建筑等暴利行业。

他的团伙最多时有300多人，光是成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有8个。

白天在街上公然持枪对峙火拼，打斗持续40分钟，警察来了都不一定管用。

这个人嚣张到什么程度。

他走进任何一家歌舞厅，老板必须出门迎接，歌手必须停下来专门给他唱，全场人必须喊万岁。

有路人只是多看了他两眼，就被手下打死。

命案发生后，凶手靠着关系网逍遥法外。

整个临汾城被一种无声的恐惧笼罩着，没人敢议论他，没人敢举报他。

他能横行10年不倒，靠的是三层保护伞。

第一层是钱。

他给自己包装了合法商人的身份，开公司、搞项目，用正当生意掩盖非法所得。

第二层是院墙。

他的住宅修得跟堡垒一样，高墙厚壁，狼狗看门，保镖随身。

第三层才是最致命的。

部分公安系统内部的人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抓了放、放了抓，群众看在眼里，谁还敢作证。

1994年临汾公安系统换了主官。

新来的公安局长申公元到任后，没有先开大会喊口号，而是先摸清了底细。

他跟法制科长段波一合计，两个人都意识到，这潭水太深了，按常规套路根本办不了案。

最大的难题不是抓人，是取证。

老百姓被欺负了10年，对警察已经不信任了。

以前也抓过安小根的手下，判得轻，放出来报复更狠。

群众心里有本账，谁敢站出来作证，谁就是下一个挨打的对象。

专案组一开始想走群众路线，挨家挨户去问，结果吃了闭门羹，没人敢开口。

申公元和段波果断调整策略。

既然群众不敢配合，那就先打头目。

把安小根拿下，保护伞一断，其余人自然会乱。

抓捕那天晚上，段波带了8个人。

安小根家的高墙和狼狗让强攻风险太大，一旦交火，警员伤亡不说，打草惊蛇就前功尽弃。

段波想了个办法，以找安小根弟弟谈话为由敲门进去。

安小根见来的人不多，态度也和气，以为是例行公事，便放松了戒备。

就在他最松懈的那一刻，警察一拥而上，干净利落地把他铐走了。

消息传出去，临汾城像过年一样。

那些年被欺压的老百姓终于敢出门走夜路了。

但办案过程远没有结束。

安小根落网后，说情的人一波接一波，恐吓信一封接一封。

申公元为了防报复，把自家墙壁加厚，窗户焊上钢筋。

这种日子，他过了好几年。

从1994年到1996年，临汾公安一口气端掉了8个涉黑团伙，抓了400多人。

安小根、买青虎、吴临斌等4名头目被判死刑，3人死缓，1人无期。

但现实比小说更复杂。

申公元后来调到运城、大同继续当公安局长，2002年调任大同。

段波也一路升到运城市公安局长。

两个当年把黑老大送进坟墓的人，最终自己却栽在了同一个坑里。

申公元因受贿、包庇黑恶势力，2010年被查处。

段波涉案金额高达数亿元，同样落马。

一个曾经把安小根送进监狱的警察，最后却因为跟黑恶势力勾连而身败名裂。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最深刻的警示不在于安小根有多坏，而在于权力这东西，不管穿的是黑衣服还是警服，一旦失去监督，都会长出獠牙。

安小根用暴力控制一座城10年，靠的是拳头加保护伞。

申公元和段波当年能顶着压力扫黑，靠的是初心加勇气。

但当他们坐到了更高的位置，手里的权力更大，身边的诱惑更多，如果没有一把始终悬在头顶的剑，初心也会被一点点腐蚀。

老百姓不怕有坏人，怕的是好人变坏。

因为坏人作恶，大家看得见、防得住。

好人变坏，是从内部烂掉的，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伤筋动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