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上旬，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以到北平治疗胃病为由，向“剿总”司令卫立煌请假。卫立煌百般挽留，但见郑洞国去意已决，最终长叹一声，只能勉强同意。
 
 
1948年3月上旬，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收拾好行李，准备以去北平治疗胃病为由离开沈阳。
 
 
他胃病确实犯了，可远没到非去北平不可的程度。
 
 
真正让他坐不住的，是东北战局已经烂到了骨子里。
 
 
解放区占了东北九成以上的土地，国民党军被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的据点里。
 
 
长春离沈阳主力太远，补给全靠空运，一旦被围就是死路一条。
 
 
他私下跟卫立煌提过好几次，建议放弃长春，把兵力撤回沈阳集中，可卫立煌不敢拍板，上面还压着个蒋介石。
 
 
蒋认为长春是伪满故都，放弃了对国际影响太大，加上城防坚固，能长期守住。
 
 
郑洞国知道劝不动，干脆找个借口脱身，请假报告递上去，理由写的是胃病需赴北平诊治。
 
 
卫立煌收到报告，也知道郑洞国是想跑，可他也清楚长春确实凶险，两人共事多年，私交不错，他拉不下脸硬拦。
 
 
卫立煌试着挽留了几回，话说得客气，郑洞国却去意已决。
 
 
卫立煌最后长叹一声，在报告上签了字。
 
 
郑洞国松了一口气，行李都收拾妥当，就等动身。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东北战局突然生变。
 
 
1948年3月中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开始向四平方向大规模运动。
 
 
四平是连接长春和沈阳的交通咽喉，一旦失守，长春和永吉的国民党军退路全堵死。
 
 
卫立煌急得火烧眉毛，立刻发电报让郑洞国别去北平，火速赶往永吉，把驻扎那里的第六十军撤回长春。
 
 
军情紧急，郑洞国没法推辞，赶到永吉指挥六十军撤进长春。
 
 
六十军前脚进城，四平后脚丢了，长春彻底成了一座孤城。
 
 
郑洞国交割完防务，心想这下总该放我走了，收拾东西飞回沈阳，准备继续他那趟没走成的北平之行。
 
 
可卫立煌根本没打算放人，郑洞国前脚落地，后脚就收到电报，让他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主席，留在长春坐镇。
 
 
郑洞国一看就火了。
 
 
长春就是个火坑，他好歹是东北“剿总”副司令，跟卫立煌平级，事前连个招呼都不打，一纸命令就把他塞进去，这算怎么回事？郑洞国没理这封电报，直接飞回了沈阳。
 
 
卫立煌见他还装糊涂，问了一句：“桂庭，不是要你留在那里吗，你怎么又回来了？”郑洞国憋着火，回了一句：“请总司令还是另择良将吧，长春我不去，我还是要到北平去治病！”
 
 
卫立煌脸上挂不住，但语气倒还和缓，说：“桂庭，目前这种情势，你还是不要走了。要你到长春，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委员长也是这么主张的。”
 
 
郑洞国赌气甩下一句“不管怎么讲，长春我是不去的”，扭头就走。
 
 
两人僵了几天，郑洞国以为拖一拖就过去了，没想到蒋介石亲自发来电报，命令他到长春负军政责任。这回推不掉了。
 
 
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第五十二军军长覃异之、新六军副军长舒适存几个人闻讯赶来，纷纷劝他别接这个烫手山芋。
 
 
廖耀湘攥着郑洞国的胳膊说：“长春现在就是座孤城，四平一丢跟沈阳彻底断了联系，这一去分明是跳火坑。”
 
 
他们给郑洞国出主意，让他去找卫立煌商量，看能不能跟锦州的范汉杰对调。
 
 
郑洞国觉得也只能试试，就去了卫立煌的住处。
 
 
卫立煌听完他的要求，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说：“桂庭，梁副司令与曾军长关系搞得很紧张，他到那里不便指挥作战。范副司令对长春也不熟悉，反复考虑只有你去比较合适。”
 
 
他站起身踱了几步，又说：“桂庭，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彼此都很了解。我也知道长春危险，不大情愿让你去，但梁副司令和六十军曾军长关系紧张，范副司令又不熟悉情况，只有你最合适。况且长春工事坚固，兵力雄厚，只要认真防守可以坚守下去。你去之后有什么困难我都全力支援。”
 
 
卫立煌把蒋介石搬出来，话说到这份上，郑洞国没法再推辞。
 
 
他默默起身告辞，回去翻来覆去睡不着。
 
 
卫立煌说的也确实在理，长春的新七军将领李鸿、史说都是他在驻印军时的老部下，六十军曾泽生跟他也没什么过节，他去确实能调和两军矛盾。
 
 
可正因为合适，他才躲不掉。
 
 
1948年3月19日上午，他去见卫立煌，表示愿意接受任务。卫立煌大喜过望，连声说好，中午还留他吃了顿丰盛的酒饭。
 
 
郑洞国吃的是什么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
 
 
3月下旬，郑洞国踏上了飞往长春的飞机。一个多月前，他还以为能借着看病的由头一走了之，如今却成了这座孤城的主帅。
 
 
飞机升空时，他望着窗外的沈阳，心里清楚这场仗打到最后会是什么结局，可他还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