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年 2 月，刘光涛出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成为黑龙江省主要负责人。同年 12 月，在全省开展历史问题清查、复查冤假错案的背景下，因对清查工作配合不足，检讨认识不到位，被免去黑龙江省的领导职务。此后刘光涛调回军队系统，在沈阳军区休养，后来按规定离休。

1977年2月，刘光涛正式出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月底又兼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两个最高职务落在一个人身上，本来像是一次顺理成章的确认。

可十个月后，中央调整黑龙江主要领导，刘光涛离开了这两个位置。

这十个月真正有分量的地方，不在“升得快、去得也快”，而在刘光涛的身份发生了一次很棘手的转换：年初，他是清查工作的领导者；到年底，随着清查向省委自身推进，他所主持过的那段工作也进入了被追问的范围。

刘光涛并不是1977年才开始掌管黑龙江。
1974年12月，汪家道被免去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后，刘光涛已经主持省委全面工作。

也就是说，1977年2月的任命，只是把此前两年多的实际主持状态正式固定下来。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因为1976年黑龙江省委怎样执行有关政治部署，后来恰恰成为清查无法绕开的内容。

“四人帮”被粉碎后，黑龙江很快展开揭发、批判和清查。起初，工作主要指向已经暴露出来的人和关系，省委处在组织、部署、推动的一方。

刘光涛作为主要负责人，当然也是这一工作的领导者。
局面在1977年春夏发生变化。

4月，刘光涛已经就有关问题向中央作过检查。5月9日，省委会议又提出，要把揭批“四人帮”同揭批毛远新结合起来。到了7月，清查继续向毛远新在黑龙江的关系网络延伸。查的人越来越多，查的范围越来越靠近省级领导机关，原先站在外面的省委，渐渐被拉进了问题本身。

9月以后，干部群众进一步要求联系黑龙江实际继续追查。
到了这一步，事情便不能只处理若干外围人物。1976年省委做过什么，哪些部署是谁主持的，哪些责任应当说明，都必须面对。

刘光涛于是处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上。
如果清查只停在外围，他完全可以继续以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主持工作；可一旦清查进入省委内部，他便同时拥有两重身份。

一重身份要求他推动调查，一重身份又使他无法置身调查之外。因为从1974年底开始，他已经是主持省委全面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次“检查”没有结束问题。
检查能够说明个人态度，却不能自动解决省委内部需要继续追查的事项。

随着清查深入，干部群众要求进一步说明过去的问题，原有领导班子继续完全主导这项工作的空间越来越小。

工作一旦卡在这里，人事问题便不再只是个人评价，而和清查能不能继续推进连在了一起。

这一年11月，黑龙江省委内已有多名军队干部离开地方领导岗位，返回部队。刘光涛本人也是军队干部。地方领导班子的重组，本来就有一个更大的干部调整背景。

换句话说，刘光涛并非唯一发生变化的人。

可他的情况又与普通干部调整不同。因为到了12月，中央不仅调整省委主要负责人，刘光涛被免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职务，接任者到位后，负责揭批查的领导机构也随之重新组合。

人换了，推动清查的组织方式也跟着改变。这两件事前后相接，使刘光涛的离任明显带有解决工作僵局的意味。

这里还需要分清另一件事。
1977年的黑龙江已经开始处理一部分冤假错案，也在恢复正常干部政策。但揭批查“四人帮”及毛远新在黑龙江的影响，与后来更加系统的平反冤假错案，并不是同一项工作。

刘光涛年底被调整时，直接逼近省委领导层的是前一条线；大规模复查案件、落实干部政策，则在1978年以后进一步展开。

这个区别看似细，实际上决定了怎样理解刘光涛的去职。
如果把两条工作混成一条，就容易写成他因为“不肯平反”而被撤职；把两条线分开之后，事情才清楚：他面对的主要矛盾，是清查从外部人员转向省委自身时，原来的领导关系已经难以维持。

新班子接手以后，黑龙江继续推进清查，随后又进一步处理积压案件、落实干部政策。

到1978年，相关工作逐步向纵深展开。这个结果不能倒过来证明刘光涛一个人阻挡了全部工作，也不能把后来所有变化归功于某一个接任者。黑龙江当时经历的是一场领导班子、工作对象和政治任务同时变化的调整。

刘光涛1977年的经历，最值得注意的也正在这里。
2月的正式任命，把他过去两年多主持省委工作的现实变成了明确的最高领导责任；到了清查深入的时候，这份责任又使他无法站在省委之外。

职位越高，过去工作留下的问题越难与本人切割。

12月，刘光涛离开黑龙江主要领导岗位，回到部队系统。

黑龙江则换了新的主要负责人，重新组织清查工作。年初那纸任命确认了他的权力，年底那次调整则把另一面摆了出来：当调查开始追问一个领导班子自身时，主持调查的人能否继续处在原来的位置上，已经不只是个人态度能够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