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晚年落魄借钱，对方的反应出乎所有人意料。
 
移居香港后他生活窘迫，只能靠借钱维持生计，一次他找到刘航琛开口。谁料杜月笙刚表明来意，刘航琛直接表态：150 万以下，杜先生自己填支票就行；超过这个数，跟我说一声就好。
 
1949年杜月笙带着全家去香港的时候，没人想到他会落到借钱度日的地步。
 
当年在上海滩，他是呼风唤雨的杜先生。跺跺脚，整个上海滩的商界都要抖三抖。手里的产业、银行、商号数不清，花钱如流水，从来没为钱发过愁。
 
到了香港，一切都变了。
 
他带过去的那点钱，看着多，可一大家子三十多口人要养，房租、水电、佣人工资、人情往来，哪一样都得花钱。坐吃山空，没几年就见底了。
 
昔日的杜先生，开始为柴米油盐发愁。
 
他翻着通讯录，找以前的老熟人、老部下、受过他恩惠的老板，想周转点钱。结果不是电话打不通，就是人家推说生意不好做，手头也紧。
 
有个以前受过他大恩的银行家，当年资金链快断了，是杜月笙拿钱给他填的窟窿。这次杜月笙找上门，茶是泡了，客气话也说了，一提借钱脸就拉下来了。
 
话里话外都是世道乱，钱借出去怕收不回来。
 
杜月笙什么场面没见过，一听就懂了。坐了没十分钟就起身告辞，出门的时候脸都发烫。风光了一辈子，临老了为了钱看人脸色，这份屈辱比打他一巴掌还难受。
 
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起了刘航琛。
 
刘航琛是四川的实业家，当年是军阀刘湘的“财神爷”，手里的钱能顶半个省。抗战的时候杜月笙在重庆帮过他大忙，两人算是过命的交情。
 
但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现在自己落魄了，人家还认不认这份旧情，杜月笙心里也没底。
 
他换了件洗得发白的长衫，坐着三轮车晃到刘航琛家门口。在门口徘徊了好半天，整理了好几次衣领，才敢按门铃。
 
刘航琛开门看见他，一点都不意外，热热闹闹把他迎进去。
 
坐下喝了两杯茶，寒暄了几句近况，杜月笙咬咬牙，把借钱的事说了。话音刚落，自己先红了脸，头都不好意思抬。
 
刘航琛听完，半句多余的话都没问。
 
转身进书房拿了支票本和钢笔，签好名字递到杜月笙面前。说150万以下，杜先生自己填数字就行。要是超过150万，你跟我说一声，我来安排。
 
杜月笙拿着那张空白支票，手都有点抖。
 
他见过的大钱多了去了，可从来没有哪一笔钱，比这张薄薄的纸更沉。人人都躲他像躲瘟神，只有刘航琛，连问都不问一句用途和归还时间。
 
换别人，说不定随手就填个几十万，先把日子过舒服再说。杜月笙没有。
 
他只填了20万。不多不少，够家里撑一段时间，又不至于欠太大的人情。
 
后来有人说，杜月笙太客气了，人家都让随便填了，多拿点怎么了。
 
可杜月笙有自己的规矩。他知道刘航琛当时生意也不顺，有批棉纱在新加坡出了问题，压了不少钱。他不能趁人之危，把人家的客气当福气。
 
为了这20万，他还特意托南洋的朋友，帮刘航琛找了下家，把那批积压的棉纱处理掉了。宁愿自己多跑腿，也不想白拿人家的钱。
 
这就是杜月笙的处世哲学。风光的时候帮人，落魄的时候不粘人。欠了人情，一定要想办法还回去，哪怕自己已经自身难保。
 
刘航琛后来知道了这件事，也没说破。只是跟身边人说，杜先生一辈子体面，到什么时候都不丢这份分寸。
 
1951年杜月笙去世的时候，手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他把剩下的欠条全烧了，说不想让后代追着人家要债，丢不起那个人。
 
临走前他还念叨着，刘航琛那张支票，是这辈子收到的最金贵的一份人情。
 
世人都说杜月笙会做人、人脉广。可真到落难的时候才知道，满天下的朋友，真心的也就那么一两个。
风光的时候围在你身边的，未必是真朋友。落魄了还愿意伸手拉你一把的，才是真的把你当回事。
 
那张150万额度的空白支票，写的不是钱，是乱世里最难得的一份信任和情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