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我军一举解放太原城，歼灭了守敌第30军。上级首长下令：“敌30军军长罪大恶极，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务必要找到。”经过一番摸排，公安干警搜到一个柜子，敲柜喊：“爬出来，别躲了。”
1948年秋天，太原已经成了一座被战争紧紧勒住的城市。国民党第30军此前被调到太原增援，第30军军长黄樵松却越来越不愿意继续打内战。这个人经历过抗日战争，知道真正的民族战争是什么，也清楚眼前这种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仗继续下去，只会让更多官兵和百姓送命。
黄樵松真正迈出那一步，是在10月底。人民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加上高树勋等人的劝说，使他下定决心率部起义。到了11月初，双方已经就行动进行了具体联络。如果第30军按照计划转向，人民解放军便可能借其防区进入太原，阎锡山精心经营的防御体系也会从内部被撕开一个口子。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戴炳南站到了另一边。档案材料显示，他与仵德厚向阎锡山方面泄露了起义计划。11月3日前后，秘密行动遭到破坏，黄樵松被控制，进城联络的我军参谋晋夫等人也落入敌手。这里最刺眼的地方并不是“部下背叛长官”这么简单，而是一次可能减少流血的机会，被人为堵死了。
11月27日，黄樵松、晋夫等人在南京遇害。此时距离太原解放还有将近五个月。今天回头看，这五个月不能全部算在戴炳南一个人头上，战争从来没有这么简单。可他的告密确实让一条已经出现的和平起义道路中断，这也是后来特别法庭追究其责任时反复强调的核心问题。
另一边的太原城外，战争已经残酷到了寸土必争的地步。牛驼寨、淖马、小窑头等阵地层层设防，尤其东山一线，是控制太原的重要屏障。
太原解放前，城内地下工作人员约有2000人。他们送情报、绘城防图、掩护人员，为的是让攻城部队少付一些代价。赵俊宝等人绘制城防图，霍桂花冒险把重要情报送出城，这些人才是这段历史里真正值得后人记住的名字。
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阎锡山集团在山西的统治土崩瓦解。城市易手之后，工作马上从攻坚转入接管和恢复秩序。对普通官兵，政策有明确区别；对那些负有重大责任的人，同样必须依法追究。戴炳南之所以成为重点对象，根子正在1948年那场被破坏的起义。
1949年7月1日，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特别法庭暂行办法。7月8日，特别法庭审理戴炳南、仵德厚案。法庭不仅有口供，还有相关电报等书证，并邀请各界人民代表参加陪审。换句话讲，这并不是战场上抓住以后立即处置，而是把他的行为摆到法庭上逐项追究。
再回头看黄樵松，很多事情就更耐人寻味了。他和戴炳南并非毫无关系的陌生人，而是长期共事的上下级。战争年代形成的信任，本来应该比普通关系更重。可到了1948年，黄樵松想的是结束内战，戴炳南选择的却是告密。一个决定，有时比几十年的履历更能说明一个人究竟站在哪里。
戴炳南案真正留下的警示，也正在这里。历史转折关头，最考验人的往往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把能力用在什么地方。太原城墙早已不见当年的炮火，牛驼寨也成了纪念先烈的地方，可那张1949年的公诉书仍被保存下来。它提醒后人，战争史不只是将领、兵力和阵地的变化，更是无数人在关键时刻作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