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青霉素是西方国家绝不外泄的机密，中国军民的伤口化脓腐烂，只能咬牙忍受，紧要关头，汤飞凡在一双旧鞋子上发现了扭转局面的机会。

信源：邹梦玲,戴国.“东方巴斯德”——汤飞凡[J].生物学教学,2024,49(10):91-94

1944年秋天，昆明郊外一处破败的农舍里，5个小玻璃瓶摆在一张旧木桌上。

每瓶5000单位，总共2.5万单位青霉素。

放在今天，这点药量连一个重症病人都用不够。

可在1944年的中国，这5瓶东西是救命的稻草。

前线伤员伤口溃烂发高烧，送到后方医院基本就是等死，败血症一来，神仙也拉不回来。

现在有了这5瓶药，医生给几个败血症晚期的重伤员注射下去，烧退了，命保住了。

消息传开，整个防疫处的人围着那张木桌，没人说话，有人蹲在地上抹眼泪。

这5瓶药是怎么来的，得从一双臭皮鞋说起。

1941年，昆明高峣村，中央防疫处搬到这里的时候，连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几间土坯房，屋顶漏雨，锅炉常年漏水，没有自来水，实验用的蒸馏水得自己烧柴火蒸馏。

日军飞机三天两头来轰炸，警报一响，所有人抱着菌种和培养皿往山洞里跑，炸弹在附近炸完，再跑回来继续做实验。

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汤飞凡带着一群人，要造青霉素。

青霉素这东西，西方1938年才在英国开始临床试验，1941年已经在美军中批量使用。

但核心技术是绝密，菌种不出口，设备不出口，连成品药都对中国禁运。

黑市上一支青霉素能换一两黄金，前线将士伤口化脓，只能拿盐水冲洗，拿纱布裹着，听天由命。

汤飞凡1921年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来去美国哈佛深造，1930年回国，一直在做细菌学研究。

他太清楚这个药意味着什么了。

没有它，战场上每10个伤员就有6个会死于感染。

这不是夸张，是当时野战医院的实际数据。

团队最初从印度弄来几十株霉菌，挨个试，产出的青霉素含量低得可怜，连实验室级别都够不上。

卡了快一年，1941年底的一天，研究员卢锦汉在打扫卫生时，从一双穿了很久的旧皮鞋上刮下一层绿毛。

这双鞋在潮湿的昆明放了太久，鞋面上长满了青霉。

卢锦汉顺手把霉菌分离出来，交给汤飞凡。

汤飞凡拿去培养，结果发现这株霉菌的产青霉素能力远超之前所有样本。

这株菌后来被命名为RP1，成了中国青霉素工业的起点。

一双没人要的臭鞋，阴差阳错成了救命的钥匙。

菌种找到了，怎么生产又是另一回事。

没有发酵罐，汤飞凡让人把澡盆洗干净当培养槽。

没有试管，就用牛奶瓶代替，没有无菌操作台，就在普通桌子上铺一层消毒布。

昆明夏天闷热，霉菌长得慢，冬天又太冷，他们烧炭盆给培养室加温。

空袭来了就停火，怕冒烟暴露位置，等警报解除再重新生火。

就这样折腾了快3年，1944年9月5日，第一批国产青霉素终于出了5瓶。

药出来之后，汤飞凡定了一条规矩，每支卖1块钱，穷人免费领。

当时黑市价格是一支一两黄金，他完全可以把药卖给权贵赚大钱，但他没有。

他见过太多前线抬下来的伤兵，裹着脏绷带，伤口里爬满蛆，喊疼喊到嗓子哑掉。

他做这个药，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那些人能活下来。

汤飞凡这辈子做的远不止青霉素。

抗战期间，他带着团队在昆明研制出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还搞出了全球第一款斑疹伤寒疫苗。

新中国成立后，他留在国内，主持改进了乙醚杀菌法生产牛痘疫苗，让中国在1961年彻底消灭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早了16年。

1955年，他分离出沙眼病原体TE8，为了证明这东西确实能致病，他把自己的眼睛当实验对象。

把培养好的病原体滴进去，忍着剧痛观察了40多天，直到确认所有症状都符合沙眼特征。

这个发现后来被国际认可，1980年国际沙眼防治协会追授他金质奖章。

可惜他没等到那一天。

1958年，61岁的汤飞凡去世。

他走的时候，青霉素在中国已经能批量生产了。

从那5瓶到后来的大规模量产，这条路走了十几年。

今天的中国，抗生素产能占全球一半以上，青霉素早就是几块钱一瓶的常用药。

没人会想到，这一切的起点，是昆明一个漏雨的破房子里，一双发霉的旧皮鞋。

在我看来，汤飞凡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他有多聪明，而是他在最烂的条件下，死活不肯认输。

国家穷、设备差、被封锁、被轰炸，哪一条都够让普通人躺平了。

但他偏不。

他把自己这辈子全部搭进去，就为了让中国人不用再跪着求别人给一口药吃。

今天去医院打一针青霉素只要几块钱，没人会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可如果没有汤飞凡那5瓶药，没有那双旧皮鞋上的绿毛，中国生物医药这条路，不知道还要晚走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