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翁瑞午死了1年，陆小曼穷得连鸡蛋都吃不起了。可她却咬牙卖掉了唯一的貂皮大衣，买来几斤大闸蟹，请3个男人到家中大吃大喝。酒过三巡，她脸颊泛红，艰难地开口：“诸位小曼今日有个不情之请。”
如果把陆小曼的一生放在时代长河里看，她其实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前半生，她站在旧上海最耀眼的位置；后半生，她却在时代变化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价值。很多人记住她，是因为她和徐志摩的爱情纠葛，但真正到了晚年，她面对的已经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如何靠一支画笔证明自己还有存在的意义。
陆小曼出生于1903年的江苏常州，家庭背景优越，父亲陆定是清末进士。她从小接受新式教育，后来进入上海教会学校学习，还跟随刘海粟学习绘画。这样的成长环境，让她既接触传统文化，也接触西方艺术，在当时的女性中属于少数拥有艺术素养的人。
年轻时期的陆小曼，确实拥有令人羡慕的一切。她漂亮、聪慧、擅长交际，在北京和上海文化圈中都非常受关注。1919年，她嫁给军人王庚，进入上层社会生活。那时的她，身边有汽车、珠宝、舞会，也有来自各方的追捧。
但一个人的人生转折，往往就发生在最风光的时候。陆小曼后来与徐志摩相识，两人的感情冲破当时社会规范，最终走到一起。1926年，两人结婚，这段婚姻在当年引起巨大轰动。对于外界来说，这是诗人与名媛的结合；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却是一场现实生活的考验。
婚后的日子并没有文学作品里那么浪漫。徐志摩需要不断写作、教学、奔波维持家庭，而陆小曼长期身体不好，加上生活方式问题，两人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徐志摩曾经为家庭开销四处奔波，这也成为后来评价这段婚姻时经常被提起的一点。
1931年11月，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去世，陆小曼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年仅28岁的她，一夜之间失去了最大的情感支柱。徐志摩遗物中，有一幅陆小曼亲手绘制的山水长卷，因为装在铁箱中而保存下来，这件事后来也成为两人关系中一个特殊的历史注脚。
徐志摩离开后，陆小曼没有回到过去那个热闹的社交圈。她开始学习绘画，希望通过艺术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后来，她在上海画坛逐渐找到位置，拜师学习传统山水画，也开始参加艺术活动。她晚年的身份，不再只是“徐志摩遗孀”，而是一名画家。
很多人评价陆小曼，总绕不开她年轻时期的争议。她的婚姻选择、生活方式，确实留下了不少批评声音。这些历史事实无法回避。但如果只把她固定在这些标签里，也会忽略一个重要变化：她后来花费几十年时间，把自己从过去的生活方式中拉了出来。
1949年以后，上海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旧时代的名流生活逐渐远去。对于很多曾经生活在旧社会上层的人来说，如何适应新的社会秩序，是一个现实问题。陆小曼没有选择继续沉浸在过去，而是进入艺术工作领域，用绘画维持生活。
1961年的那场“螃蟹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根据相关回忆资料，当时上海方面需要准备国画作品作为外事交流礼品，相关任务交给上海中国画院和有关人员办理。陆小曼承担联系画家的工作，于是想请唐云、刘旦宅、张正宇三位画家帮忙。
问题在于，她自己当时经济并不宽裕。回忆资料称，她让亲属卖掉一件旧貂皮大衣，换钱购买大闸蟹，请三位画家到家中聚餐。随后，三位画家完成了相关作品。
这个故事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并不是一顿饭吃了什么，而是陆小曼面对这件事情时的态度。她完全可以把任务交出去，或者简单请别人帮忙。但她选择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尊重。对于那个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来说，请朋友帮忙并不是一句话的事情，而是一份人情和责任。
从今天回看陆小曼，她身上最大的矛盾就是复杂。她曾经享受过旧时代给予她的优越条件，也曾经犯过不少错误；她年轻时追求个人情感，也在晚年承担了生活压力。但历史人物往往不是简单的好与坏，而是在不同阶段展现不同面貌。
她晚年的生活并不富裕，甚至可以说相当清苦。但她没有完全依靠过去的名气生活，而是通过艺术重新建立自己的身份。这一点，是很多后来研究她的人重新评价她的重要原因。
1965年4月3日，陆小曼在上海去世，享年62岁。她留下的一生，有争议、有遗憾，也有坚持。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人物，但她经历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最剧烈的变化，也在最后几十年里完成了一次人生转向。
回望陆小曼，真正值得留下的并不是她曾经穿过什么衣服、参加过什么舞会，而是在时代改变以后，她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件卖掉的貂皮大衣，换来的其实不是几斤螃蟹，而是一份对艺术和责任的坚持。

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人们依然会讨论她。因为她身上有一个旧时代女性面对新时代时的缩影：过去的光环会消失，但一个人的选择，会留下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