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有个二伯，七十六了。老伴走得早，两个儿子都在省城安了家。

去年他把老屋拾掇出来，一个人搬回去住。问他为啥不住儿子家，他就摆手，说住不惯那鸽子笼，上下电梯都头晕。

其实村里人都知道，他是去过了的。大儿子家住半个月，小儿媳顿顿做面食，他牙口不好嚼不动，又不好意思说，就端着碗在阳台上站着吃，就着自来水往下咽。有回蒸了条鲈鱼，小儿媳拿公筷给他夹了块肚皮，他吃完想再夹那块背上的，筷子伸出去了又缩回来，转头去夹碟子里的咸菜。

后来他去小儿子家，下楼梯踩空了一级，膝盖磕在水泥台上，青紫了一大片。他跟小儿子念叨了一句，当晚小儿媳就拉下脸来，说那台阶铺的是防滑砖，怎么别人走不滑就你滑。二伯再没提过这事，第二天就收拾东西回了村。

回村后的日子，是掰着手指头过的。

村里没理发店，最近的在乡上，五里地。二伯每次去都揣个马扎，走两百米坐一会儿，走两百米坐一会儿。别人骑车一脚油门的工夫，他得磨蹭两个钟头。有回我开车捎他，他死活不上，说坐不惯小轿车，晕。

他每天就开一顿火。用的是老式柴火灶，夏天烧火跟蒸桑拿似的，他索性中午不做了，就啃两块桃酥，就着暖壶里的隔夜水。菜是隔壁三婶赶集捎的，每次捎一把小油菜、俩西红柿，够吃三天。肉是不敢买的，他说肉贵，其实是怕炖不烂。

有一回我去看他，灶台上搁着半碗剩粥，已经结了膜。旁边是两瓣蒜，剥好了搁在报纸上。他跟我说，蒜是好东西，杀菌。可我看他咬一口蒜，得咧着嘴倒抽半天凉气，那蒜瓣在他嘴里滚来滚去，始终没咬碎。

最让我心里一颤的，是他说的一句话。

那天傍晚我帮他修了修院子里的水龙头，临走时他突然拉住我袖子，眼睛看着别处，说：“孩子，你往后路过这儿，要是瞅见我家烟囱两天没冒烟，你就进来看看。”

他说：“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死了臭了，招苍蝇，让人家隔壁三婶膈应。”

我扭头走了，没敢接话。风把院子里的丝瓜藤吹得哗哗响，二伯还站在那，影子拉得老长，像一棵秋天的老树，叶子落光了，只剩枝干戳在那儿。

人老了，最难的不是没钱，不是没儿女，是活成了一个透明的存在——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能去的地方越来越近，能说的话越来越没人听。

他们最后那点自尊，就剩下一句“别让人家膈应”。

我不敢想二伯每天对着那口冷灶、那堵白墙，是怎么把一天天的光阴熬过去的。他只盼着烟囱还能冒烟，冒给邻居看，冒给这村子看——瞧，我还活着呢。

活着，就还有口气。有口气，就不算输。

可这口气，多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