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战俘完成交换，二百多名战士返回祖国，刚迈过边境线，许世友下达命令：连长、指导员交由军事法庭审理，其余战士全部当场转业返乡。

"1979年那批从越南回来的战俘，过了友谊关就被拉去审查，当官的判了刑，当兵的脱了军装回了老家，"广西凭祥的老人说起当年这事，话不多。

1979年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快打完了，部队往回撤，五十军一五零师之前一直当预备队，没捞着仗打，这时候主动申请出境锻炼，上级批了，3月6号，四四八团进了越南，任务是清剿残余、掩护大部队回撤，这个团新兵多，没打过仗，头几天清小股敌人还挺顺手，士气上来了，对越军也就没那么当回事。

3月12号深夜，四四八团回撤的时候走错了方向，钻进了越军的伏击圈，部队被打散，一连和八连被围在山里，一连长李和平、指导员冯增敏带着人突围，冲上一个山头，天亮才发现四周的山都比这个山头高，越军在高处把他们围得死死的，断水断粮熬了三天，打不出去，跟大部队也联系不上。

3月14号下午，一连加上沿途收拢的散兵一共一百零四个人，放下了武器，八连那边也有四十多人被俘，四四八团加起来一共二百一十九人做了俘虏，占了整个对越作战中方被俘人数的九成。

被俘以后，越军拿这批人做文章，逼着他们在广播里报名字、报部队番号，还押到外国记者跟前拍照，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听到四四八团两百多人被俘的消息，发了大火，但这事当时压着没通报，怕影响前线士气。

仗打完了，双方通过国际红十字会谈战俘交换，1979年5月21号到6月22号，在友谊关分五批交换，中方放了三百一十二名越军战俘，接回来二百三十九人，跨过国境线的时候，这些战士瘦得没人样了，护士搀着在帐篷里冲了个澡，换上没有帽徽领章的便装，直接拉去医院。

在医院养了半个月，他们被送到"归俘学习队"，审了半年，每个人翻来覆去交代被俘经过、在战俘营干了什么、有没有泄密，审查的人还让他们互相印证，你说的跟他说的对不上就得接着说。

处理结果分了好几档，副参谋长付培德、一连长李和平、一连指导员冯增敏、八连长刘兴武、八连指导员李铁桥、一排长何昌健，六个人被定成"率部投敌"的首要分子，送军事法庭。

冯增敏判了十年，何昌健因为在支部会上第一个表态同意跟越军谈判，定了个"煽动投降犯"，判五年，李和平的刑期各来源说法不一样，有说十年有说十五年，另外有几个人在战俘营里有变节行为，也判了刑，十九个被迫参加过反华广播的，开除军籍，剩下的，审查没查出问题的继续留在部队，服役满了再转业退伍；查出问题的除名或者开除军籍，不是所有人都丢了军籍，但每个人档案里都有这笔记录。

网上传的"刚过边境线许世友就下令，连长指导员上法庭、其余当场转业"，跟实际情况对不上，人回来先住院，再审查，审了半年才按中央军委的文件分情况处理，不是当场拍板，许世友是东线总指挥，对这事很生气，但处理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这些人后来的日子都不容易，冯增敏出狱后有人问他当年为啥投降，他说了四个字："无奈之举"，何昌健出狱后回了四川，写了很长的回忆文章，把经过都写下来了，他记得宣判那天，自己两手一摊说了句"我何罪之有"，审判长私下跟他讲"小何，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他在文章里写，被围的时候三天没吃没喝，上面有连长指导员，下面一百多号人，他一个排长说了句同意谈判，就成了"煽动投降犯"。

四四八团栽在越南，原因不止一个：预备队仓促上阵，新兵多训练少，回撤指挥失误走错路，被围之后通讯断了，两百多人活下来了，但带头的坐了牢，其他人背着档案过了一辈子，有人说他们是为了保住弟兄们的命才放下武器，也有人说军人就不该投降，说法不一样，但仗打完了，代价是实实在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