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脆把那些工人和干部的养老金全停了，省下来的钱发给咱们！”
昨天下午，公园假山背后的树荫里，一个穿着橘色反光马甲的六旬保洁大妈，把手里的长竹扫帚重重往地上一杵，声音大得连树杈上的麻雀都扑腾着飞了。
我刚好走到拐角，脚下的步子硬生生刹住。
树荫底下，两个戴着旧草帽的保洁阿姨正靠着长椅歇脚。刚才嚷嚷的大妈，手里攥着个掉漆的不锈钢保温杯，拧盖子的手背上暴着一条条青筋，杯底在木头椅背上磕得“梆梆”响：“一个月就给两百块！咱们农村人当年哪个没排着长队交过公粮？实打实给国家出过力，凭啥他们城里人退了休能拿几千，咱们就这点儿？”
旁边那个稍胖些的阿姨没吭声，只是把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扯下来，使劲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老家屋檐下现在还堆着当年装公粮的旧麻袋。听见“交公粮”这三个字，我喉咙一紧，往前迈出半步，嘴里那句“大妈，话不能这么讲”眼看就要秃噜出来。
但我牙齿咬了一下嘴唇，把已经顶到嗓子眼的话，和着唾沫咽了回去，默默把悬在半空的脚缩回了假山后面。
我隔着灌木丛，看着她那身洗得发白的旧马甲，还有踩在石板上的、沾满黄泥的旧胶鞋。
冲出去理论什么呢？跟她掰扯政策演变？还是跟她解释把别人的养老金扣下来补给自己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她根本听不进去这些大词。在她的世界里，手里那两百块钱的票子，和几十年前压在肩膀上沉甸甸的粮食袋子，就是她眼前唯一能看懂的账本。
歇了没五分钟，大妈拧紧水杯，重新拎起那把比她人还高的扫帚，低着头走回了毒花花的太阳底下，只剩扫帚划过柏油路面的沙沙声。
当年交过公粮的委屈和汗水，确实真真切切地淌在泥土里。但非要砸了别人的锅，才能填满自己的碗吗？这笔跨越了几十年的岁月账，到底该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