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时任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接到了被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一个跟着红四方面军翻雪山过草地、枪林弹雨里硬扛过来的老革命，没倒在敌人的炮火下，却因为听信了一句闲话，亲手把自己的仕途砸了个粉碎。
1952年1月底，周季方的身份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前，他还是参加过长征和中原突围的老干部，是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还兼有中南军政委员会方面的职务。1月29日，他被依法逮捕，随后又被开除党籍。几个月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这场风波的起点，看起来只是一桩医院盗款案，可真正埋下隐患的时间还要往前推。
1950年9月，武汉卫生系统有人写信反映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事情交由武汉方面调查后，宋瑛把注意力放到了寻找写信人身上，怀疑武汉市立第二医院工作人员纪凯夫等人参与了此事。纪凯夫等人对此不满，又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双方矛盾由此越来越深。
半年多以后，一件意外发生了。
1951年4月12日下午，武汉市立第二医院发生公款失窃。负责医院监察工作的王清很快进入调查视线，纪凯夫也被怀疑。公安人员调查后，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纪凯夫盗款，4月15日将他释放。
事情本该回到证据上重新查，可就在这时，宋瑛找到了周季方。
周季方听完汇报后，相信了宋瑛的判断。两天后的4月17日，已经获得释放的纪凯夫再次被捕。这一次，他没能很快走出看守场所，而是一关就是八个多月。
问题也从这里迅速扩大。
办案过程中，有工作人员不断提出疑问。医院医务科长孙麦龄就认为，王清身上有不少值得继续追查的地方，并多次向上反映。上级有关部门也曾提醒武汉方面认真检查王清的问题，可案件并没有马上按照这些线索调整方向。
在纪凯夫被关押期间，侦查还出现了不当审讯等严重问题。为了寻找所谓配钥匙的证据，连有关铜匠也受到牵连。原本并不复杂的一起盗款案，因为先入为主的判断越滚越大，最后已经不只是“钱是谁偷的”，而变成了是否存在错捕、错查和压制不同意见的问题。
周季方在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作出了再次逮捕纪凯夫的决定。
他的性格与经历，也让这件事显得格外耐人寻味。战争年代需要果断，部队行动稍有迟疑就可能错过战机。周季方从红军时期一路打过来，做事干脆、行动快，这曾经是他的长处。可到了城市政法工作中，光有果断远远不够，证据、程序和不同意见同样重要。
一句汇报听进去之后，如果后面还有反复核查，事情未必会走到如此地步。真正让错误不断放大的，是最初判断形成以后，没有及时停下来重新检查。
1951年11月，事情迎来转折。有关方面组织多个单位组成联合检查力量，对案件重新调查，并进行现场核查。此前被忽略的一些线索重新摆到桌面上，王清身上的疑点也被重新审视。
调查结果最终确认，纪凯夫与盗款无关。12月23日，被关押八个多月的纪凯夫获释。
1952年1月28日和2月16日，有关方面先后作出处理决定。周季方被开除党籍，宋瑛、王清等人同样受到处理。武汉市委和市政府党组也因案件处理中的严重问题进行了调整。纪凯夫的嫌疑被正式取消，名誉得到恢复。
到7月2日，司法处理结果公布。王清因盗窃公款并诬告他人被判六年，宋瑛因压制民主、借端报复等问题被判两年，周季方因压制民主、侵犯人权被判九个月。
对周季方而言，这九个月背后的代价显然不只是刑期。
一个经历过雪山草地、战火围困的人，在和平年代栽在了如何正确使用手中权力这一关上。过去的战功没有消失，但也不能替代后来岗位上的责任。这正是纪凯夫案最值得后人琢磨的地方。
不过，周季方的人生并没有停在1952年。
当年8月，他开始谋划到湖北荒原办农场。9月前往沙洋、京山一带察看土地，11月7日带着几个人乘吉普车从汉口出发，进入京山、钟祥、天门一带的荒原。随后，大批职工和机械陆续调来，这就是后来五三农场建设的开端。
那里当时交通不便，大片地方长满芦苇和白茅草，有些区域还是沼泽。周季方从行政领导岗位转到农垦一线，带着职工修路、开荒、建场、发展机械化农业。到后来，五三农场逐渐成为湖北重要的国营农场之一。
多年以后，有关方面又对纪凯夫事件进行了复查。周季方原先受到的处分后来有所调整。1980年1月，他被增选为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重新进入省级领导岗位。1986年5月，因年事已高，他与另外几位副主席一道提出辞任，不再担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这样再回头看1952年的那道处分，意味就更深了。
周季方真正需要付出的教训，并不只是“听错了一句话”。身处重要岗位，听谁汇报只是开始，能不能把汇报和证据分开，能不能容得下反对意见，能不能发现方向不对后及时纠正，才决定事情最后会走向哪里。
战争年代，胆量可以救命；和平建设时期，谨慎同样重要。周季方前半生经受住了枪林弹雨，后来却因为一次错误判断引出一连串严重后果。此后他又从荒原重新干起，人生几经起落。这样的经历留下的提醒很朴素：职位越高，越不能把“我认为”当成“事实就是如此”。